网络知识 历史 西方破译古埃及文200年!甲骨文发现百年,为何至今只破译一半

西方破译古埃及文200年!甲骨文发现百年,为何至今只破译一半

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在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法军上尉皮耶·布夏贺发现发现了一块残缺的石碑,后来被命名为“罗塞塔石碑”。石碑上刻有古希腊、古埃及与当时通俗体三种文字,其中古埃及文部分有残缺,英国学者根据古希腊文读出石碑记载的是托勒密五世的登基周年纪念文书,但古埃及文则无一人能够辨别出来。

1822年,34岁的法国语言天才商博良(下图),宣布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揭开了古埃及文的神秘面纱,因此今年是古埃及文字破译200年。商博良能够破译古埃及文,最为重要的线索是“罗塞塔石碑”,上面的古希腊文、通俗体给破解提供了参照。

然而与西方破译古埃及文的难度相比,中国在甲骨文破解上更具优势,因为如今的汉字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彼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自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已有120多年,但只破译了一半,以至于如今相关部门给出“破解一个甲骨文奖励十万”的激励。

那么,在有汉字对照的情况下,中国人破译甲骨文为何较为缓慢?其实,甲骨文的破译比想象中的难度还要大,不信请看以下三个案例。

西方破译古埃及文200年!甲骨文发现百年,为何至今只破译一半

甲骨文破解难点之一:普遍缺少完整演化过程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一则“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计划”公告:破解出一个甲骨文,奖励十万元。由于迄今还有3000余甲骨文没有破解,因此理论上有三个亿奖金等待领取。

但在过去七年内,只有一个字被完全破解,这就是“蠢”字,破译者是复旦大学学者蒋玉斌。那么,甲骨文被发现已经120余年,为何之前无数学究天人的大师们都没能破解蠢字,而直到前些年被蒋玉斌破译了呢?

其实,关键问题应该是蠢字的演化链条不完整,中间少了一些演化步骤,即初始字形与后来字形之间缺少一定的演化环节。甲骨文中的蠢字非常简单(见下图),而后来的蠢字非常复杂,让人很难将之联系起来。

西方破译古埃及文200年!甲骨文发现百年,为何至今只破译一半

上图四个字中,一与二、二与三之间缺少演化环节。如果蠢字初始字形与成熟字形之间,保存了每一步演化环节,那么估计小学生都能破译甲骨文。

蒋玉斌先是确认下图一字形是“屯”字,大致搞清楚了蠢字的文字演化链,之后印证甲骨文与史书记载的内容,最终破解了蠢字。

甲骨文破解中,普遍存在上述难点,于是部分文字因为上下文、前后字形相对接近等原因容易破解,但也有很大一部分难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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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破解难点之二:时代变化而被废弃的文字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系统,但甲骨文上的文字并未定型,一直处于变动状态,根据商代社会的变化而会改变,其中有些文字因时代变化而被废弃。

以兵器戈为例,商代戈字(见下图)有多种写法,越到晚期越接近后来的青铜戈形象,这就说明商代兵器戈是不断变化的,于是文字也在不断变化。

与戈字类似的还有很多,还有比如“羌”字,起初“羌”字上还有绳索,反映在商羌战争中俘虏了大批羌人;后来“羌”字上没了绳索,反映出商羌关系可能有所缓和。

总之,甲骨文上的文字,往往都有多个字形,本质上都是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在时代变化过程中,有些文字反映的东西还存在,于是文字传承了下去;有些文字反映的东西不存在了,于是或出现大变化,或就彻底被弃用,这就造成了甲骨文破解的第二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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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的“我”,本来是一种带有锯齿的凶器,统治阶层以此震慑统治者,即手持“我”大声呵斥,但在商周文字中“我”不断变化,后来锯齿凶器完全看不到,“我”中反而带有“戈”字形象,另外“我”字后来演变为第一人称。下图A是甲骨文,B是周初金文,C是晚周金文,D是秦代小篆。

幸运的是,周代还在使用锯齿凶器“我”,所以“我”字被沿用至今,并成为了第一人称。但还有很多文字不太幸运,因为很多器物或表达,在周代或在商代已经被淘汰不用了,于是导致这些文字也被废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废弃的文字接近无解。

不仅如此,学者裘锡圭先生称甲骨文为“特殊的俗体字”,可能不是商朝日常使用的文字,因此甲骨文上的不少文字未必传承了下来,无法找到对应的现代汉字,这种文字无疑很难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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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破解难点之三:普遍存在一字多义的现象

中国文字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多种意思,最简单的比如“之乎者也”,在不同语境之下含义会有所区别。甲骨文中很多文字也存在一字多义的现象,这就给其破解带来了第三个难点。

造字之初,文字数量很少,可能100个文字就足够表达,但这种表达无疑非常模糊,不可能过于精确。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文字数量也会不断增加,到商代时文字愈发系统化,但受制于时代认知水平,无法达到“专字专用”的状态,其实即便今天也无法达到,于是就必然会出现一字多义的现象。

甲骨文中一个字形,既是电字的初始字形,又是神字的初始字形,还是申字、伸字等的初始字形。还有一个字形,既是伏字的初始字形,还是包字的初始字形,而伏字与包字在意义上没有什么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准确识别的话,就要依赖于意思明确的上下文内容,而一旦缺少上下文语境支持,那么就很难识别出某个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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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有一种“一字多义”的现象,以二里头遗址中的一个陶文为例:

“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至商代早期的遗址,出土的陶文(见下图)上有一个字很能说明问题。上图陶文拓片中,图1-4代表的箭矢,图5-7是井,图8代表的是什么?

根据夏商的社会情况,现代学者分析指出,图5-7不是现代取水的“井”,而应当是捕猎的陷阱,因此图8的意思是有箭矢有陷阱的捕猎,即古人将箭矢捕猎与陷阱捕猎两种方式结合了起来,用一个字来表述。

无疑,遇到这一类文字时,字形比较形象时,可能相对容易破解,但如果字形不那么形象,破解难度就会变大。当然,由于这类文字包含多层意思,因此无论能不能破解意思,最终都很难找到对应的现代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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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难点之外,甲骨文破解中还存在时代不同带来的认知偏差、甲骨文中众多的异体字、以及甲骨文中的错别字等等,这些都会增大识别的难度。

可以说,不是中国没有商博良一样的文字天才,而是甲骨文的识读难度实在太高,所以如今才识别出一半左右,所以才有“十万一字”的重金激励。反过来说,古埃及文的破解也存在很多难点,比如文字不断变化、演化链条缺失等与甲骨文类似的问题,但包括商博良在内的西方学者却能破解,不得不让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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