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右翼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为了实现其“恢复祖宗霸业”的政治野心，暗中遣使与准噶尔汗国约期作乱，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罗卜藏丹津之乱”。

不过，这场叛乱很快就被清廷平定。其结果是，清朝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为经营西藏和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问题来了，罗卜藏丹津是谁？他为什么要造反？造反失败的代价又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西北地形图（图片via：地球知识局）

1）和硕特汗国的崛起与覆灭

罗卜藏丹津（1692—？） ，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之子，康熙五十三年（1714）承袭亲王爵位。不过，因为达什巴图尔的“庶出身份”，因此，他与固始汗的一些嫡支亲族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微妙。

和硕特汗国的大致疆域

1）什么是和硕特汗国？

在固始汗统治时期，和硕特汗国在“世俗+宗教”的联合统治格局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清军入关后，固始汗和五世达赖二人，均敏锐意识到了与中原王朝通好的重要性。因此，当时的和硕特汗国，频繁向清朝“主动示好”。

顺治三年（1646），固始汗与卫拉特各部首领合计二十二人“联名奉表进贡”，清廷赐以甲胄弓矢，命其统辖诸部。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清廷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亦喇坦达赖喇嘛”。至此，双方正式确立了名义上的藩属关系——即便对于清朝而言，这只是权宜之计（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和硕特汗国）。

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局部）

2）一场新的权力斗争

固始汗去世（1654）后，和硕特汗国内部开始出现了裂痕，世俗势力对西藏的统治也日趋松懈，在西藏政局中的影响力也被严重削弱。与之相对比的是，作为宗教势力代表的格鲁派（黄教）得到了迅猛发展，身为领袖的五世达赖，政教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第巴（和硕特汗庭的代言人，类似“摄政者”）的任免为例，第三任第巴罗桑土登（1669—1675在位）的就任，完全就是五世达赖一手推动的。至于和硕特汗王，甚至连带有仪式性质的“就任典礼”都不能参加了。

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

康熙四十二年（1703），继承和硕特汗位的拉藏汗，乘准噶尔汗国遭受清朝打击而元气大伤以及第五任第巴桑结嘉措（1679—1703年在位）因“封锁五世达赖去世的消息被清廷问责”而陷入被动之际，以“六世达赖作风不轨”为由，向格鲁派发动了全面进攻。

1705年，桑结嘉措兵败被杀，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也被拉藏汗囚禁了起来。同年，拉藏汗被清朝敕封为“翊法恭顺汗”，并立益希嘉措为“新的”六世达赖。不过，这种以武力任意废立达赖喇嘛的举措，可谓民心尽失。

拉藏汗，和硕特汗国最后一任汗王，固始汗曾孙，达赖汗朋素克之子

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大汗策妄阿拉布坦以“护教”为名，遣其弟策零敦多卜率精兵六千突袭拉萨。在格鲁派上层的积极配合和清廷的漠然坐视下，拉藏汗战败被杀，拉萨城和布达拉宫被准噶尔军队洗劫一空，和硕特汗国的统治被一举摧毁（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和硕特汗国在西藏的雄起与崩盘）。

2）罗卜藏丹津的“横空出世”

1）罗卜藏丹津的“横空出世”

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暴行，让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于是，他决意用武力将准噶尔军队驱逐出去。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命额伦特和色楞率兵从青海进藏，但被准噶尔军队击败，几乎全军覆没。

次年，康熙再次派遣大军进藏。一路由平逆将军延信统领，从西宁向黑河进发，并令青海和硕特诸台吉（贵族）带兵从征，并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1708—1757）入藏；一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指挥，从打箭炉经昌都进藏。这一次，清军没有重蹈覆辙，取得了全面胜利，结束了西藏近二十年的动乱局面。

晚年的康熙皇帝

在清军收复西藏的进程中，罗卜藏丹津可谓“居功至伟”。他从四川理塘迎请七世达赖，并奏请清廷，给予自己护送其入藏“坐床”的权限。在西藏局势日趋稳定后，“希冀藏王，已非一日”的他，又向“抚远大将军”胤禵（皇十四子）提出了“恢复和硕特汗庭”的请求，但被对方以“降旨侯凯旋之日，再行计功”为由，予以拒绝。

实际上，清廷在平定西藏后，一直对固始汗子孙颇为忌惮。因此，在清廷的主导下，和硕特汗庭和传统的第巴制度均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有着“将西藏的行政权力交给西藏人”意味的噶伦制度。另外，清廷敕封策旺诺尔布（达延汗后裔）为定西将军，驻防西藏，进一步杜绝了和硕特蒙古继续统治西藏的愿望。

当罗卜藏丹津“觊为唐古特长”的美梦破灭，甚至连护送达赖进藏之功也没有得到褒奖后，“心态逐渐失衡”的他决定，与准噶尔汗国“联合起来”，一起反叛清廷。

布达拉宫内部的唐卡

2）罗卜藏丹津的“小九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康熙驾崩，雍正即位。与此同时，清朝对西藏和青海的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雍正违背了康熙“西藏虽已平定，驻防尤属紧要”的遗训，依照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奏请，从西藏全面撤军，并将镇守西宁的抚远大将胤禵召回北京。

关于撤军的原因，清廷给出了诸如驻藏官兵补给困难、当地百姓负担过重、银价暴跌等理由。后来，雍正坦诚这一做法是缺乏远见的孟浪之举。

雍正皇帝

其次，为了削弱和钳制罗卜藏丹津的势力，清廷一再对其进行“刻意打压”。在平定西藏后，雍正对随征入藏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诸台吉们，“依其效力劳绩”进行了封赏。

其中，固始汗五子伊勒都齐之孙察罕丹津被封为亲王、固始汗三子达兰泰之孙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被封为郡王。微妙的是，地位最高的罗卜藏丹津，得到的赏赐只有二百两俸银和五匹缎子。

由此可见，雍正厚此薄彼的态度，就是想分化罗卜藏丹津过于集中的权势，牵制其统一青海的行动，打压其“觊为唐古特长”的野心。

青海湖

第三，身为亲王的察罕丹津，在清廷的“官方默许”下，吞并了已故贝子丹仲的领地。罗卜藏丹津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在他看来，如果继续容忍察罕丹津的肆意妄为，势必会削弱自己在和硕特蒙古内部的号召力和权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雍正元年（1723）五月，罗卜藏丹津“复诱青海台吉等，盟察罕托罗海，令如所部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贝子、公等爵，而自号达赖浑台吉以统之”，向清朝发起了挑战。

青海的冰川分布（图片via：地球知识局）

3）罗卜藏丹津叛乱始末

坦诚说，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绝不是“脑子一热”的产物。实际上，早在一年前，他就召集青海和硕特诸台吉会盟，密谋起事。但由于时机尚不成熟，“虽前此几次起谋，俱经中走”，一直“未能成型”。

1）罗卜藏丹津正式“造反”

伴随着康熙的驾崩以及驻藏官兵的陆续撤回，罗卜藏丹津敏锐意识到了“时机已到”。于是，他以“察罕丹津吞并贝子丹仲领地”为由，向“异己”王公们发动了全面进攻。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为首的蒙古王公。尽管他们也做出了相应抵抗，但很快便被罗卜藏丹津击溃。被击败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率残部一路败逃至甘州一带，“有幸”得到了清廷的妥善安置。

同年八月，罗卜藏丹津以“察罕丹津密谋割据青海”为由，率兵渡过黄河，突袭了察罕丹津的驻牧地。面对有备而来的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根本无力抵抗，最终率领残部经由老鸦峡逃入河州。

当时主持青海事务的侍郎常寿，第一时间就向雍正奏报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的详情。雍正因为即位不久，不希望在边疆大举用兵。因此，雍正做出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他派遣常寿前往罗卜藏丹津驻地进行调解，说服其罢兵休战。一方面，他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令其“尽心筹划，务期剿灭”，用武力解决问题。

郎世宁笔下的骑兵形象

2）清廷的平叛策略

十月六日，年羹尧抵达西宁，对战争作了周密的部署。

• 令四川提督岳钟琪、西宁总兵官黄喜林统领精兵近两万，担当进剿重任；
• 察木多总兵官周瑛分兵固守里塘、巴塘、黄胜关，截断罗卜藏丹津进藏之路；
• 派重兵驻守永昌和布隆吉尔河，防止对方进入甘肃；
• 令靖逆将军富宁安调兵驻防吐鲁番和噶斯口，隔绝对方与准噶尔汗国取得联系。

另外，他请雍正“谕令户部拨银二十万两，以备足粮饷”。

对于年羹尧的进剿方略，雍正甚为满意。同时，他还告诫年羹尧：“须严禁兵将，凡经过地方，勿得骚扰百姓，勿离人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掘人坟墓，降附者勿得侵取其物，勿拆毁庐舍祠宇，勿扰害庙内番僧，副朕裁乱靖逆之意”。

总的来说，雍正的态度颇为明确，“倘若罗卜藏丹津执迷不悟，就坚决予以全面剿灭”。

年羹尧（1679—1726）

3）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始末

十月九日，常寿抵巴颜布拉克，向罗卜藏丹津宣读谕旨，责问起事缘由。罗卜藏丹津谎称“本欲派人入京奏明，及闻大兵来讨，故不敢（前）往”，并请求双方于十五日在察罕托罗海地方举行会谈。

不过，叛军于十七日，突然劫持了常寿，并将其拘禁在堪布庙中。由此可见，罗卜藏丹津已经向外界表明了“与清廷斗争到底”的决心。

青海佑宁寺

十月十九日，罗卜藏丹津率兵五千，大举进犯西宁。他的军队攻破南川口，包围申中堡，“攻城放火，烧毁民间聚集草谷，抢掠财物，其受蹂躏者，西宁城外十余里耳”。值得注意的是，西宁附近的寺院僧众们，也“披甲持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做出了“积极响应”。

二十日，叛军三千余众围攻镇海堡，围攻三日却一直未能攻克。二十五日，年羹尧调兵一千五百名驰往救援，将叛军击退。不久，罗卜藏丹津又调集二千兵力包围北川新城，并占据了新城后山。二十八日，年羹尧派兵三千驰援，与守城清军合力将其击退。

三十日，叛军包围新城堡，纵火烧杀，城内守军损失惨重。另外，叛军对甘州所属大马营、凉州所属高古城、庄浪所属镇羌骚等地，发起了全面侵袭。

整个青海呈现出了“遍地狼烟之势”（图片via：地球知识局）

眼见甘凉二地告急，年羹尧决定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决定派兵袭击了在甘州等地骚乱的罗卜藏察罕、巴尔珠尔阿喇布坦等台吉的驻牧地，使之不得不回兵退守。

他先派兵剿抚西宁北川上下北塔的“蒙古回子”，并派兵出西宁北川口，对“响应叛乱”的祁家寺、郭莽寺等寺院进行了大规模报复。其中，广惠寺被彻底焚毁，住持却藏诺门汗也被其诛杀。

十一月中旬，清军渡过大通河，袭击了青海诸台吉牧地。罗卜藏察罕急忙从甘凉等地撤兵返回，遭遇清军后不战而逃。与此同时，驻守在甘州、凉州、庄浪等地的清军也向叛军发动了反击。

眼见大势已去，罗卜藏丹津不得不改变战略，逃至青海湖畔。十二月九日，他在切吉滩召集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等和硕特台吉，“讨论保全之策”。十二月十三日，他主动放还了常寿，并向清廷呈递奏章，请求罢兵。

青海的水域分布

4）清军的全线追击

雍正得知后，命令年羹尧“不许（与）叛逆者请和，坚持武力平叛”。至此，清军转入进剿阶段。其中，被指控“响应罗卜藏丹津”的西宁境内的诸多藏族部落和喇嘛教寺院，遭到了清军的血腥报复。

十一月，清军进剿巴暖一带村庄，“（清军）共杀贼六百余名，烧毁房屋一百五十多处，烧死杀伤者无算。”十二月，岳钟琪清剿了归德堡近郊的多个部落。以阿冈囊素部为例，清军以“罗卜藏丹津背叛，阿冈部落贼番，每探报内地信息”为由，“将贼首阿冈囊苏正法”，“（清军）擒斩人口牲畜无算”。

佑宁寺内部

在遭遇报复的诸喇嘛教寺院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无疑是存放有罗卜藏丹津之父扎什巴图尔遗体的郭隆寺（佑宁寺）。原因很简单，很多青海台吉都是该寺的忠实施主，因此受到了清军的“格外关照”。

从年羹尧的奏报中可以看出，郭隆寺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我军直前奋击，斩贼数千，据其三岭，毁其三寨。….随（后）沿途毁其七寨，焚其房屋七十余所。次日抵郭隆寺，寺外山谷间伏贼千余人，皆逃入洞内，我兵施放枪炮，复聚薪纵火，贼俱薰死。计前后杀伤贼众共六千余名，随毁郭隆寺，并究张家胡土克图（即最高‘领袖’章嘉二世）之胡必尔汗消息”。后来，逃跑的章嘉二世被清军俘获后押解入京。雍正以其年幼，赦免了他的死罪。

佑宁寺俯瞰

清军大举进剿，让反叛的青海诸台吉们大为恐惧。他们有的仓惶逃亡，有的主动向清军投降。

率先向清军投诚的是贝勒色卜腾扎尔、台吉巴尔珠尔、公诺尔布彭苏克及其弟纳玛罕等二千余人，年羹尧“赦其被胁从逆之罪，安插于西川口外”。不久，墨日根戴青拉查卜之子察罕喇布坦、旺舒克喇卜布二人率众来投，也得到了岳钟琪的妥善安置。

但是，塔尔寺住持堪布诺门汗率属人来投时，年羹尧以其“唆令罗卜藏丹津叛逆，又令伊等喇嘛与我兵交战，虽势穷来投，情难姑恕”为由，将其“正法示众”。由此可见，清廷对于投降者的态度，并非一概宽大处理。

及至次年二月，除罗卜藏丹津之外，几乎所有台吉都联名上书，派人到年羹尧军前请求接受投降。贝勒罗卜藏察罕、台吉彭苏克汪扎尔兄弟、贝子济克济扎布、台吉滚布色卜腾、纳汉伊席等人先后前往西宁投诚，年羹尧赏给茶叶大麦等物，“令往口外驻扎”。

塔尔寺的佛塔

5）罗卜藏丹津的败亡

年羹尧认为，“罗卜藏丹津欲威胁儒弱，以益兵力，众人尚在游移，若不乘机派兵前往，则来投之人，势难保全”，决定采取岳钟琪“以精兵五千，捣其不备”的作战方针，旨在将其“彻底歼灭”。

二月八日，年羹尧令岳钟琪等人领兵六千，分两路进剿。十二日，岳钟琪等追击至伊克哈尔吉地方，擒获阿尔布坦温布和巴尔珠尔阿喇布坦。十四日，清军在天城察罕哈达击败吹拉克诺木齐。十九日，岳钟琪夜袭罗卜藏丹津营帐，罗卜藏丹津乘白骆驼逃往柴达木一带，他的母亲及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等人被俘。

二十二日， 清军抵达柴达木，擒获台吉藏巴扎布。罗卜藏丹津本人，“改着女装”从乱军中侥幸逃脱。他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狼狈逃至准噶尔汗国境内。平准战争结束后（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乾隆是如何搞定准噶尔汗国的？），他先后被软禁在北京和内蒙古正黄旗一带，也算是“得以善终”。

三月一日，清军凯旋而归。四月十二日，清军将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三人解送至京，行献俘礼“祭告太庙社稷”，年羹尧被封为一等公、岳钟琪为三等公。

塔尔寺内景

4）尾声

罗卜藏丹津的反清叛乱，不仅让青藏以及甘肃西部的社会安定和生产力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当地的人口损失极为严重。数据显示，在17世纪中叶的鼎盛时期，人口达到20多万；叛乱被平息后，人口锐减至只剩10多万人。

不久，清廷采纳了年羹尧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事》，对青海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进行了全面整顿。

佑宁寺

首先，清廷仿照内蒙古制度，将青海和硕特蒙古各部“改编”为二十九个旗，根据“宜分别游牧居住”原则，“编制佐领，以扎萨克领之”。 各旗划定游牧界限，并规定“不得强占牧地，不得互相统属，不得互相往来”。一言概之，青海和硕特台吉们的政治地位被严重削弱，军事力量更是一蹶不振。

其次，清廷对青海各地的喇嘛教寺院进行了大规模“整顿”。由于很多寺院喇嘛响应了罗卜藏丹津叛乱，官方不仅对寺院的喇嘛人数及房屋规模进行了严格限制，还会定期派专人进行稽查。

第三，清廷对当地的行政区划体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雍正二年（1724年），置西宁办事大臣，恢复了西宁府建制。不久，清廷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将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正式确立了中央对青海地区的直接统治（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清朝皇帝眼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