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为五伦之一，世情所重，离合形迹，亦较得关注。近百年史料中不乏好友间交恶事，仅据所见，撮集数种，供消寒之谈。
况周颐与郑文焯
首谈清季四大词人中之况蕙风与郑大鹤。这二位相比，《蕙风词话》的作者况周颐名气要大一些，但郑文焯也相当煊赫，两人一度交情也还不错，但光绪三十年（1904），况周颐薄游苏州，颇事风月，并准备将那些艳冶之篇辑成《玉梅后词》刊刻行世。郑文焯“大呵之，其言浸不可闻”，况周颐怒，大骂郑氏为“伧父”（即北方俗所谓“土老帽”之意），从此与之绝交。终生再也没有见面不说，在郑文焯去世后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咬牙切齿。
这件事杨传庆有《郑文焯、况周颐的交恶与晚清四大家词学思想的差异》一文叙述綦详，所可补说者，是还牵连到了“四大词人”的“前马”、于另外几位都有半师之分的王鹏运。况周颐《玉梅后词序》云：“是岁（1904）四月，自常州之扬州，晤半塘于东关街仪董学堂，半塘谓余：‘是词淫艳，不可刻也。’”转述了这句话后他就马上愤慨地反击道：“夫艳，何责焉？淫，古意也。三百篇贞淫，孔子奚取焉？”这话几乎和袁枚的口风是完全一致的——你说“艳”不好，但是孔子删诗，不删郑卫之风，后人为什么不可以作艳诗艳词呢？接下来这话更加恶毒：“虽然半塘之言甚爱我也，惟是甚不似吾半塘之言，宁吾半塘而顾出此？”“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
我们经常说有文化的人惹不得，骂人恶毒精悍，还不带脏字儿。何谓“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因为俗云：“人若改常，不病即亡”，况周颐特别强调这话是王鹏运四月说的，再过一个月左右，王鹏运就去世了，所以他说这话是病亡的前兆！这话可就相当怨毒不厚道了，何以如此呢？需要看到的是，这里不仅有意气之争，更重要的是词学观念的冲突。
况周颐自王鹏运处承传了近南宋、崇梦窗的“重拙大”之旨，但彭玉平先生分析过，他真正钟情的乃是北宋的“松秀”与“清疏”，我以为还应该加上以“艳”负载的“性灵”。他肯定大感困惑且愤怒的是：王鹏运曾经称道欧阳炯的《浣溪沙》“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这几句“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凭什么他写得这么露骨就是“重大”，我就是“淫艳”？真正岂有此理！由此言之，况氏的耿耿于怀、有亏友道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性灵”不仅是自己最爱，甚至可以说是立命之本，岂容他人如此轻慢？
吴梅与黄侃
对于现代学术史而言，吴梅、黄侃比况、郑二位显得更加重要。吴梅是词曲大师，门下济济多士，如任中敏、卢前、唐圭璋、王季思、蔡桢、吴白匋、钱南扬、赵万里、郑骞、吴湖帆、陈家庆、万云骏等巨擘名家，指不胜屈，堪称现代词曲学界第一大门庭。黄侃更是章太炎大弟子，与乃师并称领衔“章黄学派”，同时亦工词，其《量守庐词钞》哀感悱恻、情恨交缠，几欲突过纳兰。两人同隶南社，又在北大同事两年，情谊甚殷，结果南下中央大学后却发生了不小的冲突。
关于这件“两贤相厄”事，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云：“民国二十三年暑期中文系毕业同学公宴诸师，吴师酒后自言骈文独步当时，黄季刚师时亦被酒，未允其说，竟至龃龉不欢而散。次日吴师酒醒，亲邀汪辟疆师同至黄师处致歉，欢笑如初，行谊古道，非人所及。”程千帆《桑榆忆往》云：“1934、1935年，我正在金陵大学读书，也曾陪侍老师们赋诗饮酒，记得只有一次，两位老师发生了一点口角，也不过是醉后失态，绝不涉及学术问题，当时既未动武，事后也并无芥蒂。”据郑志良考证，“这些说法并不准确，吴、黄二人发生过两次冲突，其中有误会的成分，但也并非完全不涉及学术问题。”所谓“学术问题”，主要还是指吴梅以词曲名著天下，而自己又不愿以词曲专家自囿，故酒后有大言“骈文独步”云云。黄侃所治为品位至高之朴学，尽管不鄙薄词曲，对吴梅的醉语自然也听不入耳，从而不仅几乎动武，且埋下不浅的芥蒂。故第二次两人失和又由黄侃酒后发难，至有“天下安有吴梅”之决绝语。这次冲突后，两人再无来往。一年后重九日，黄侃以中酒呕血暴卒，虚龄才届五十。先是，其师太炎先生寄寿联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中隐“黄”“绝”“命”三字，黄侃为不怿久之，至此果成语谶，而两位大师也永远失去了重拾旧好的机会。
多年老友因“细故”而至不睦如此，诚然是令人扼腕事。黄侃去世后，吴梅念旧怀人，颇多悼念敬重语。如为黄侃制挽联云：“宣南联袂，每闻广座谈玄，可怜遗稿丛残，并世谁为丁敬礼；吴下探芳，犹记画船载酒，此际霜风凄紧，伤心忍和柳耆卿。”翌年又有周忌挽诗：“开缄如与故人语，重九登高兴有无。襟上酒痕定如许，黄垆一恸泪同枯。”皆可谓情文双至，也算是为这段公案画上了句号。
冒广生与袁思亮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于彊村老人朱祖谋之后称词坛领袖。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裔孙，外伯祖周星誉、外祖周星诒都是著名学者、词人，又从叶衍兰、俞樾、孙诒让、吴汝纶、萧穆等游，可谓取法乎上。自家所著亦宏富，遍及经史诸子之学，而以《小三吾亭诗》《小三吾亭词》《后山诗注补笺》《疚斋词论》等文学类著述最为人所知。袁思亮（1879—1940）是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洪宪复辟后归隐沪上，以著述、购书为事，所藏宋元古籍甚多，正德木活字本《太平御览》、宋本施顾注苏诗、宋本《韩昌黎集》等皆称稀世之珍。
冒、袁为“三十年异姓昆弟”，思亮又为广生子效鲁之师，情谊自然笃厚，然1938年夏，袁思亮欲倩吴湖帆画荷，又不肯出钱买，即托鹤亭代求。鹤亭不肯，袁遂写《雨中花慢·索湖帆画荷，鹤亭谓非钱莫致也，赋此调之》一词示之，中有“天然画稿，何须买绢，不要论钱”语，冒“遽斥其词不观”，袁“乃狂吼”，翌日即致书与绝交，其文略云：“昨日茗坐中出示调湖帆词，聊相为戏耳。湖帆见之，必不以为忤也。不意兄不审所云为何，遽斥其词不观……三十年异姓昆弟文字道义之交，一旦无端而众辱之，不能不寒心耳。”二人且相互索回旧物，令人发噱。
对此“凶终隙末”事，冒佳骐《补说叔子诗探微》有不同看法：“毕竟冒与袁是‘三十年异姓昆弟’，且有‘通家之谊’，所以几个月以后，冒与袁就重归于好，两家又开始互相往来……1940年1月，袁思亮病危，冒鹤亭约谭瓶斋（泽闿）往视，袁已瞑目而逝。冒作诗云：‘本以通家谊，宁惟弱个悲。遽嗟人鬼别，心咎到来迟。孝友天能鉴，文章世所知。登楼无再日，一恸下梯时’。”一时意气，终告平复，还是令人欣慰的。
邵祖平与陈三立、钱仲联
培风楼主邵祖平（1898—1969），乃江西南昌人。少时贫寒，自学成家，曾从章太炎学小学，又与陈三立、黄侃等唱酬，为人所重。抗战军兴，祖平入蜀任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其《培风楼诗》获教育部颁文学一等奖，声誉益盛。同时著有《词心笺评》，选唐宋词二百六十首，标举“烟柳受其驱排，斜阳赴其愁怨，拥髻逊其凄诉，回腰穷其娭盼”的“词心”之说。夏承焘为之序，称其“廓然能见其大”。1957年，邵祖平被发配至青海民族学院，1965年退休始回杭州依子而居。旋遭红羊之劫，祖平视为生命的藏书全遭抄没，遂突发脑病，不治而卒。
祖平并不复杂之履历中牵涉一“面辱乡贤”公案，事见冒效鲁《叔子诗稿》中《黄山樵子夜过谈艺，臧否人伦，推倒元白，舌底澜翻，势不可当，去后戏为三绝》，其第三首云：“前人朴质今人笑，面辱乡贤邵祖平。诸老风流难仿佛，得君狂者竟何人。”句下自注：“散原尝为年家子同乡邵某作序，恭维未餍其欲，邵于散原面将序文撕碎以辱之，散翁貌益谦下。”刘梦芙或据此在《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位置其为“天暴星丧门神鲍旭”。此事引起祖平子靖宇之不满，因致书《当代诗坛点将录》作者冯永军，忆及原委。略谓抗战期间祖平在桂林投靠钱仲联以居，“开始时关系十分融洽，二人朝夕相处，常作长时间的闲谈，并且互请对方为自己的诗稿作修改和提意见”。关于《培风楼诗》未用散原老人之序的原因，邵靖宇云：“先父向钱先生解释了……因为散原先生把他的诗过于强调是继承了江西诗派的，而先父觉得自己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江西诗派之内。钱先生也表示同意先父的看法。”曾一度交谊密切的两位大诗人后因管教子女等细事失和，从此结怨，“先父和钱先生二人都各自从自己的诗集中删除掉互相赠答的诗，就仿佛以前从未有过来往那样”。邵靖宇因而疑心钱仲联与冒叔子关系甚密，遂造语诽谤之。此事钱仲联似未有谈，道理上讲不宜据祖平之子说而遽定真相，然毋论如何，两位先贤的反目是很令人遗憾的，而我们亦可借之了解民国文人间生态网络，“细节呈现历史”，掌故之学亦意义非小也。
胡适与方东美
方东美是一代哲学大家，安徽桐城“桂林方氏”出身，1921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不久，与同门师兄胡适在上海会晤。胡适称自己近作《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是近年来最用力写作的一篇文章，方东美则以为“恐怕连哲学的一半都够不上”，两人初会即不欢而散。抗战爆发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发表讲演逾百场，胜任尽职。方东美对此很欣赏，声明十年不骂胡。十年期满，又恢复骂胡，直至1975年在课堂上犹对去世已久的胡适进行严厉批评。
这些批评不乏意气之争与无的放矢之处，根本上则表达出二人学术立场的相左。如蒋国保所言：“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一个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方东美对胡适的批评,不谈方法问题，也不谈主义问题，而是集中在……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中国哲学的性质问题”，“方东美……认为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超胜于西方文化，而他所以批评胡适不懂中国哲学，就是因为他基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难以容忍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方法……他觉得实用主义哲学太肤浅……转而信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怀特海的‘历史哲学’”。值得一提的是，方东美的词亦颇佳，如《浣溪沙·追和东坡》：
为肉为鱼命未苏，在朝在市辇香车。人间底事本来无。
瘖口衔诗肠百结，撑胸饮恨泪千珠。狂风吹面立髭须。
气味逼近苏黄，而泪光点点，哀痛胜之，正是他常征引的歌德“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之说在乱世的逼真再现。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4期
作者：马大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