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历史 文史 | 近现代文人的几场“交恶”

文史 | 近现代文人的几场“交恶”

朋友为五伦之一,世情所重,离合形迹,亦较得关注。近百年史料中不乏好友间交恶事,仅据所见,撮集数种,供消寒之谈。

文史 | 近现代文人的几场“交恶”

况周颐与郑文焯

文史 | 近现代文人的几场“交恶”

首谈清季四大词人中之况蕙风与郑大鹤。这二位相比,《蕙风词话》的作者况周颐名气要大一些,但郑文焯也相当煊赫,两人一度交情也还不错,但光绪三十年(1904),况周颐薄游苏州,颇事风月,并准备将那些艳冶之篇辑成《玉梅后词》刊刻行世。郑文焯“大呵之,其言浸不可闻”,况周颐怒,大骂郑氏为“伧父”(即北方俗所谓“土老帽”之意),从此与之绝交。终生再也没有见面不说,在郑文焯去世后还对此事耿耿于怀、咬牙切齿。

这件事杨传庆有《郑文焯、况周颐的交恶与晚清四大家词学思想的差异》一文叙述綦详,所可补说者,是还牵连到了“四大词人”的“前马”、于另外几位都有半师之分的王鹏运。况周颐《玉梅后词序》云:“是岁(1904)四月,自常州之扬州,晤半塘于东关街仪董学堂,半塘谓余:‘是词淫艳,不可刻也。’”转述了这句话后他就马上愤慨地反击道:“夫艳,何责焉?淫,古意也。三百篇贞淫,孔子奚取焉?”这话几乎和袁枚的口风是完全一致的——你说“艳”不好,但是孔子删诗,不删郑卫之风,后人为什么不可以作艳诗艳词呢?接下来这话更加恶毒:“虽然半塘之言甚爱我也,惟是甚不似吾半塘之言,宁吾半塘而顾出此?”“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

我们经常说有文化的人惹不得,骂人恶毒精悍,还不带脏字儿。何谓“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因为俗云:“人若改常,不病即亡”,况周颐特别强调这话是王鹏运四月说的,再过一个月左右,王鹏运就去世了,所以他说这话是病亡的前兆!这话可就相当怨毒不厚道了,何以如此呢?需要看到的是,这里不仅有意气之争,更重要的是词学观念的冲突。

况周颐自王鹏运处承传了近南宋、崇梦窗的“重拙大”之旨,但彭玉平先生分析过,他真正钟情的乃是北宋的“松秀”与“清疏”,我以为还应该加上以“艳”负载的“性灵”。他肯定大感困惑且愤怒的是:王鹏运曾经称道欧阳炯的《浣溪沙》“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这几句“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凭什么他写得这么露骨就是“重大”,我就是“淫艳”?真正岂有此理!由此言之,况氏的耿耿于怀、有亏友道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性灵”不仅是自己最爱,甚至可以说是立命之本,岂容他人如此轻慢?

吴梅与黄侃

对于现代学术史而言,吴梅、黄侃比况、郑二位显得更加重要。吴梅是词曲大师,门下济济多士,如任中敏、卢前、唐圭璋、王季思、蔡桢、吴白匋、钱南扬、赵万里、郑骞、吴湖帆、陈家庆、万云骏等巨擘名家,指不胜屈,堪称现代词曲学界第一大门庭。黄侃更是章太炎大弟子,与乃师并称领衔“章黄学派”,同时亦工词,其《量守庐词钞》哀感悱恻、情恨交缠,几欲突过纳兰。两人同隶南社,又在北大同事两年,情谊甚殷,结果南下中央大学后却发生了不小的冲突。

关于这件“两贤相厄”事,金虑《记吴瞿安先生数事》云:“民国二十三年暑期中文系毕业同学公宴诸师,吴师酒后自言骈文独步当时,黄季刚师时亦被酒,未允其说,竟至龃龉不欢而散。次日吴师酒醒,亲邀汪辟疆师同至黄师处致歉,欢笑如初,行谊古道,非人所及。”程千帆《桑榆忆往》云:“1934、1935年,我正在金陵大学读书,也曾陪侍老师们赋诗饮酒,记得只有一次,两位老师发生了一点口角,也不过是醉后失态,绝不涉及学术问题,当时既未动武,事后也并无芥蒂。”据郑志良考证,“这些说法并不准确,吴、黄二人发生过两次冲突,其中有误会的成分,但也并非完全不涉及学术问题。”所谓“学术问题”,主要还是指吴梅以词曲名著天下,而自己又不愿以词曲专家自囿,故酒后有大言“骈文独步”云云。黄侃所治为品位至高之朴学,尽管不鄙薄词曲,对吴梅的醉语自然也听不入耳,从而不仅几乎动武,且埋下不浅的芥蒂。故第二次两人失和又由黄侃酒后发难,至有“天下安有吴梅”之决绝语。这次冲突后,两人再无来往。一年后重九日,黄侃以中酒呕血暴卒,虚龄才届五十。先是,其师太炎先生寄寿联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中隐“黄”“绝”“命”三字,黄侃为不怿久之,至此果成语谶,而两位大师也永远失去了重拾旧好的机会。

多年老友因“细故”而至不睦如此,诚然是令人扼腕事。黄侃去世后,吴梅念旧怀人,颇多悼念敬重语。如为黄侃制挽联云:“宣南联袂,每闻广座谈玄,可怜遗稿丛残,并世谁为丁敬礼;吴下探芳,犹记画船载酒,此际霜风凄紧,伤心忍和柳耆卿。”翌年又有周忌挽诗:“开缄如与故人语,重九登高兴有无。襟上酒痕定如许,黄垆一恸泪同枯。”皆可谓情文双至,也算是为这段公案画上了句号。

冒广生与袁思亮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于彊村老人朱祖谋之后称词坛领袖。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裔孙,外伯祖周星誉、外祖周星诒都是著名学者、词人,又从叶衍兰、俞樾、孙诒让、吴汝纶、萧穆等游,可谓取法乎上。自家所著亦宏富,遍及经史诸子之学,而以《小三吾亭诗》《小三吾亭词》《后山诗注补笺》《疚斋词论》等文学类著述最为人所知。袁思亮(1879—1940)是两广总督袁树勋之子,洪宪复辟后归隐沪上,以著述、购书为事,所藏宋元古籍甚多,正德木活字本《太平御览》、宋本施顾注苏诗、宋本《韩昌黎集》等皆称稀世之珍。

冒、袁为“三十年异姓昆弟”,思亮又为广生子效鲁之师,情谊自然笃厚,然1938年夏,袁思亮欲倩吴湖帆画荷,又不肯出钱买,即托鹤亭代求。鹤亭不肯,袁遂写《雨中花慢·索湖帆画荷,鹤亭谓非钱莫致也,赋此调之》一词示之,中有“天然画稿,何须买绢,不要论钱”语,冒“遽斥其词不观”,袁“乃狂吼”,翌日即致书与绝交,其文略云:“昨日茗坐中出示调湖帆词,聊相为戏耳。湖帆见之,必不以为忤也。不意兄不审所云为何,遽斥其词不观……三十年异姓昆弟文字道义之交,一旦无端而众辱之,不能不寒心耳。”二人且相互索回旧物,令人发噱。

对此“凶终隙末”事,冒佳骐《补说叔子诗探微》有不同看法:“毕竟冒与袁是‘三十年异姓昆弟’,且有‘通家之谊’,所以几个月以后,冒与袁就重归于好,两家又开始互相往来……1940年1月,袁思亮病危,冒鹤亭约谭瓶斋(泽闿)往视,袁已瞑目而逝。冒作诗云:‘本以通家谊,宁惟弱个悲。遽嗟人鬼别,心咎到来迟。孝友天能鉴,文章世所知。登楼无再日,一恸下梯时’。”一时意气,终告平复,还是令人欣慰的。

邵祖平与陈三立、钱仲联

培风楼主邵祖平(1898—1969),乃江西南昌人。少时贫寒,自学成家,曾从章太炎学小学,又与陈三立、黄侃等唱酬,为人所重。抗战军兴,祖平入蜀任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其《培风楼诗》获教育部颁文学一等奖,声誉益盛。同时著有《词心笺评》,选唐宋词二百六十首,标举“烟柳受其驱排,斜阳赴其愁怨,拥髻逊其凄诉,回腰穷其娭盼”的“词心”之说。夏承焘为之序,称其“廓然能见其大”。1957年,邵祖平被发配至青海民族学院,1965年退休始回杭州依子而居。旋遭红羊之劫,祖平视为生命的藏书全遭抄没,遂突发脑病,不治而卒。

祖平并不复杂之履历中牵涉一“面辱乡贤”公案,事见冒效鲁《叔子诗稿》中《黄山樵子夜过谈艺,臧否人伦,推倒元白,舌底澜翻,势不可当,去后戏为三绝》,其第三首云:“前人朴质今人笑,面辱乡贤邵祖平。诸老风流难仿佛,得君狂者竟何人。”句下自注:“散原尝为年家子同乡邵某作序,恭维未餍其欲,邵于散原面将序文撕碎以辱之,散翁貌益谦下。”刘梦芙或据此在《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位置其为“天暴星丧门神鲍旭”。此事引起祖平子靖宇之不满,因致书《当代诗坛点将录》作者冯永军,忆及原委。略谓抗战期间祖平在桂林投靠钱仲联以居,“开始时关系十分融洽,二人朝夕相处,常作长时间的闲谈,并且互请对方为自己的诗稿作修改和提意见”。关于《培风楼诗》未用散原老人之序的原因,邵靖宇云:“先父向钱先生解释了……因为散原先生把他的诗过于强调是继承了江西诗派的,而先父觉得自己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江西诗派之内。钱先生也表示同意先父的看法。”曾一度交谊密切的两位大诗人后因管教子女等细事失和,从此结怨,“先父和钱先生二人都各自从自己的诗集中删除掉互相赠答的诗,就仿佛以前从未有过来往那样”。邵靖宇因而疑心钱仲联与冒叔子关系甚密,遂造语诽谤之。此事钱仲联似未有谈,道理上讲不宜据祖平之子说而遽定真相,然毋论如何,两位先贤的反目是很令人遗憾的,而我们亦可借之了解民国文人间生态网络,“细节呈现历史”,掌故之学亦意义非小也。

胡适与方东美

方东美是一代哲学大家,安徽桐城“桂林方氏”出身,1921年留学美国,师从杜威,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不久,与同门师兄胡适在上海会晤。胡适称自己近作《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是近年来最用力写作的一篇文章,方东美则以为“恐怕连哲学的一半都够不上”,两人初会即不欢而散。抗战爆发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发表讲演逾百场,胜任尽职。方东美对此很欣赏,声明十年不骂胡。十年期满,又恢复骂胡,直至1975年在课堂上犹对去世已久的胡适进行严厉批评。

这些批评不乏意气之争与无的放矢之处,根本上则表达出二人学术立场的相左。如蒋国保所言:“一个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一个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方东美对胡适的批评,不谈方法问题,也不谈主义问题,而是集中在……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中国哲学的性质问题”,“方东美……认为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超胜于西方文化,而他所以批评胡适不懂中国哲学,就是因为他基于自己的哲学方法而难以容忍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方法……他觉得实用主义哲学太肤浅……转而信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怀特海的‘历史哲学’”。值得一提的是,方东美的词亦颇佳,如《浣溪沙·追和东坡》:

为肉为鱼命未苏,在朝在市辇香车。人间底事本来无。

瘖口衔诗肠百结,撑胸饮恨泪千珠。狂风吹面立髭须。

气味逼近苏黄,而泪光点点,哀痛胜之,正是他常征引的歌德“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之说在乱世的逼真再现。

来源:各界杂志2022年第4期

作者:马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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