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6月8日，北大国发院举办第61期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七位学者共同研讨“提振中国经济：复杂性、紧要性与策略性”。本文根据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张丹丹的主题演讲整理。

失业数据让人忧心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8.2%，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6%。这些数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021年，新冠疫情升级为奥密克戎病毒，并在全球大暴发。此后，我国的整体失业率持续上升。即便排除掉季节等因素，上升趋势仍十分非常明显。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1%，而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后的失业率为6.2%，而2020年当时是全国一盘棋从严防疫，当下多点散发和个别城市，但失业率几乎在同一水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已经超过欧美国家同期水平。4月，我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2%，远远高于同期欧洲和美国青年群体失业率的13.9%和8.6%。

值得强调的是，青年群体失业率高可能引发一些社会安定问题，比如犯罪。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在4月达到6.6%，也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水平。这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有关青年群体和外来农业户籍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可见当前整体就业形势并不容乐观，政府对上述两个群体的失业问题尤其关注。

中国与欧美抗疫侧重点不同

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同时严格的防控政策要求加大物理隔离、缩减经济活动也是主因之一。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一直坚持“严防严控、“动态清零”的政策，而欧美国家的疫情防控措施则相对松散。不同国家的防控措施背后隐含的政策逻辑不同，比如中国以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为首要任务，欧美国家则以保经济为政策重点。

自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经济明显放缓。欧美国家由于早期防疫失利，既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蒙受了不小的健康损失。全球GDP增速在2020年下降5%，其中发达国家下降幅度达到7%（World Bank，2020），OECD国家GDP下降幅度为6%-12%（OECD，2020）。

美国2020年的GDP增长率为-2.3%，为1946年以来的经济最差表现，在2021年反弹至5.7%。

欧洲国家中，英国2020年的GDP增长为-9.8%，创下自17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而意大利为-9.1%，德国为-5.0%。

2020年，中国采取了严格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经济复苏较快，GDP增长为2.2%，是当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中国的GDP增长达到8.1%。但2022年，中国再次遭遇奥密克戎疫情反复，从严防控使经济在上半年再次承压。

尽管公众健康受损较大，经济整体走势也不强，但欧美国家的失业状况相对乐观。美国失业率在2020年4月一度飙升至15%，之后在社会救助措施下，迅速下降至6%，并于2021年底下降至4%。截至目前，美国失业率持续保持在4%左右，相当于新冠疫情之前2019年的水平，并且比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都低。

欧盟国家的失业率基数比较高，2017年曾超过7%，2019略降为6%，但2020年疫情严重时期也仅仅达到6.27%，并没有显著升高。同时，欧洲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并没有增加，说明欧洲的失业率保持稳定并不是以劳动力大量退出为代价的。

中国防疫取得非凡的成就，经济增长也很有韧性，但失业状况不容乐观，给定我国的失业率一直走低，疫情期间失业率的变动相比美国和欧盟国家显得更严重。

除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我们还有其它数据佐证。2020年，北大国发院和腾讯智库曾合作基于微信用户的“从业人员追踪调查”，对6000多名在2019年底有工作的从业人员在2020年进行就业情况追踪调查。结果发现，同一人群在2020年3月、6月和11月的失业率比国家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数据更高，统计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统计局在统计城镇失业率的时候，把那些因为疫情期间的防疫要求不能去工作的人都算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而且，如果有人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也不算在城市找工作的人当中。这显然是大大低估了疫情期间的失业率。

依据我们的调查数据进行测算，2020年全国有12%的从业人员经历过失业。按201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计算，2020年全国失业人数达9265.5万人。从失业程度来看，失业者平均失业4个半月，这些失业者中又有1/4的人失业期超过半年。

由于2022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失业率数据再次与2020年2月处于同样高位，创出阶段性高峰，因此失业问题再次引发广泛的关注。

劳动力市场短期救助政策

中国与欧美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存在反差，源于不同国家所实施的劳动力市场短期救助政策存在差异。

2020年3月1日至9月30日，英国实施了“新冠带薪长假计划（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允许工人带薪休假，休假期间最高可领原工资的80%。为使企业不裁员、保就业，政府支付工人休假期间的全部薪水。该项政策覆盖了全英1170万个工作岗位，总耗资700亿英镑。政府平均为每个岗位支付了4.5万人民币。2020年4月，在英国首轮疫情最严重时期，该项政策覆盖了全英19.2%的劳动力，有效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危机。与此同时，英国进一步扩大了失业保障的申请范围，共计两百万人由此获益。除英国外，欧元区其他国家也实行了类似的大规模就业辅助计划。

2020年，美国政府为小微企业发放了3500亿美元的就业补贴，鼓励其尽量不要解雇员工。由此，数以万计的小微企业员工享受了无薪长假，并保留了医保，同时还可以申领失业补助。此外，美国政府还临时增加了2万亿美元的失业保障金。2021年，拜登政府实施了“2021年美国拯救计划法案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该法案规定，联邦最低工资增加为每小时15美元；对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将针对小微企业的联邦失业保障金增加到400美元或更高；将针对失业者的“疫情失业辅助计划”同时用于救助自雇经营者和灵活就业者。

我国的疫情专项救助政策侧重于“供给侧”，即市场主体，而不是个人。救助主要是为疫情冲击的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成本，降低其倒闭和亏损的风险。

从新冠疫情首轮暴发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缺乏针对个体的普惠性社会救助措施。基于北大国发院2020年的从业人员追踪调查数据，13%的失业者获得了单位提供的部分工资。从社会救助情况来看，88.2%的失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直接救助，失业保险覆盖的人群也仅为7.7%，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的人群仅占1.4%。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实施的是不同方式的救助政策，背后的救助逻辑不同，因此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差异巨大。欧美国家由于疫情防控不力，健康和经济双双受损严重，但注重对个体劳动者的保护和社会直接救助，弱化了经济下行对个体和家庭的冲击。中国坚持从严防控疫情，健康保护较好，经济总体增长也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但缺少对个体和家庭的劳动保护和社会直接救助。

就业不仅直接关系到消费和经济增长，还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有重要影响，因为人的工作状况恶化会显著导致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引发焦虑和抑郁情绪，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明显增加，社会福利整体下降。

政策建议

我国的疫情专项政策关注企业较多，虽然“减税降费”政策具有一定的普惠性，但无法覆盖到已经失业的群体，应认真考虑增加对个体和家户层面的社会直接救助措施。尤其是要考虑到公共卫生危机接连反复，已经持续两年半，失业个人和家庭的储蓄已经消耗不少，与2020年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建议对长期失业者和返贫家户进行分层分类的直接救助，提升个体劳动力的获得感和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这也是保民生、保社会稳定的关键一环。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张丹丹，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老师的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