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大概是许多国人小时候认为的、全世界“最大的官”，尽管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联合国秘书长手中并没有实权，他们所做的最多的事情也不过是“斡旋”而已，但这并不影响安南被称呼为联合国历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书长和最忙碌的和平使者。
2018年8月18日，科菲·安南溘然长辞，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失去了一位“老朋友”感到悲伤，尽管安南的任内也留下了遗憾，但无可否认的是，联合国至今仍留有安南锐意改革的痕迹。
出身非洲贵族家庭的联合国秘书长
1938年，科菲·安南出生于非洲加纳库马西市。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加纳不是一个太发达的国家，不过在西非国家中，加纳的经济还算比较发达，而且，安南还出身于一个加纳贵族家庭。
安南的家庭是加纳传统的部落酋长家庭，属于贵族阶层、家境优渥，因而他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16岁时，科菲·安南就读于加纳最好的“曼特西皮姆”学校，随后则升入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
在加纳读书时，安南就是加纳全国大学生组织的副主席，还曾参加过西非大学生领导人国际会议。
而后，科菲·安南又前往美国留学，并先后在马卡莱斯特学院、麻省理工就读，并获得了经济学、管理学的学位。
1962年，安南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念完了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并顺利进入联合国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南虽然优秀，但似乎并不是那种“格外优秀”的青年，或者说在联合国内他最初也没有那么“起眼”。
刚计入联合国时，安南只是世卫组织的行政和预算干事，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安南进入联合国是从P1级别开始做起的——这是联合国给予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级别。
可安南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聪明、可亲和人格魅力，在联合国干得可谓是得心应手，他曾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部门工作，还曾担任过驻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民事长官。
到了1986年，安南升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随后又成为了副秘书长，直到1996年12月，安南正式当选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
安南的当选创造了多项纪录，他是首位出身于联合国内部的秘书长，也是首位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黑人。
而当时各国似乎也对这一结果感到颇为满意，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曾称安南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说话温和、声音明快、语调动人，在接替“略显古板”的加利后，为联合国带来了“令人欢迎的变化”。
联合国的另外一位副秘书长也表示尽管加利的学术水平更高，可安南更为文雅善良，让联合国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而要说安南与其他秘书长的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安南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至今，我们仍在享受着安南改革所带来的益处。
锐意进取的联合国改革者
安南在联合国工作的数十年里，见证了多次战争和冲突，而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时间正是战后两极格局结束不久、世界各地危机频繁，人类面临着贫困、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等新威胁的时刻。
再加上联合国内部的重重问题，联合国的地位和声望一直处于某种危险的困境之中，就在此时，联合国迎来了安南这个改革者。
为了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为了应对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安南在1997年提交《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提案，希望对联合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这份长达90页的改革方案中，安南提出精简人员、减少流程，取消重复劳动以改善联合国的形象。
同时，安南还拓展了联合国所依赖的基础。安南不仅希望更多国家加入联合国，还改革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此前，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机构是人权委员会，但一直有批评称许多国家加入人权委员会是为了利用会员资格来阻止通过对他们不利的决议、保护自己“不受谴责”。
而在安南的呼吁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这是一个更具行动能力的机构，也能够更好地进行人权保护。
此外，安南还拓展了安全的含义，将经济发展纳入了联合国的议程之中，实际上对联合国进行了全面和综合性的改革。
当然，安南的改革方案也不是都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例如，安南曾提议增加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安南的此项提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限制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并推动多边主义，因为当时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中，中国和俄罗斯相对弱势，美国则过于强势，安南希望能够通过增加常任理事国、改革联合国大会的方式来“分散权力”。
不过，虽然安南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一方案似乎在哪边都讨不了好：对于“五常”而言，谁也不希望有人来“分权”；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就算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再怎么增加，能够“入常”的国家总还是有限的，他们谁都不服谁，还相互扯后腿。
例如，德日印巴四国希望一起“入常”，而且为了“入常”，他们还可以暂时放弃“一票否决权”，但这一想法立刻引起了意大利、韩国等国的“反对”，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咖啡俱乐部”，采取“一对一”的策略反对四国入常，据悉，“咖啡俱乐部”的成员一度达到数十个国家之多。
而“咖啡俱乐部”的想法也很简单，要么新增安理会理事国的席位大家轮流坐、要么就撤销“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在他们的互相拉扯之下，谁的想法也实现不了，“五常”到现在还是“五常”。
尽管如此，安南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还是让联合国迈出了制度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步伐，为重新确立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有效应对各种新任务和新挑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如今，我们也依然享受着安南改革的“遗产”，一方面是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框架在那时就已经确定，另外一方面是现在联合国仍有许多职位、机构正是源于安南的改革，例如人权理事会、例如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等等。
任期内的三大“糟糕时刻”
除了改革联合国之外，安南一直致力于维护国际安全，他在任的十年，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最为繁忙的10年，而安南本人也是历任联合国秘书长中出访战乱地区最多的一位。
尽管安南没有任何“实权”也没有可调遣的军队，但安南仍将“斡旋”这一工作做到了极致，从1997年到2006年，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国际大小事件中都看到安南在“呼吁”“谴责”，不管是非洲战乱还是中东危机，亦或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我们都能看到安南斡旋的身影。
当然，在10年联合国秘书长生涯中，安南还是留有遗憾的。
在离任时被问到自己任内“最糟糕的时刻”时，安南表示，联合国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正是他最大的遗憾。
安南曾为维护伊拉克的利益做过多次斡旋。早在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时，安南就拒绝迎合美国的意见，坚持要由联合国安理会来仲裁伊拉克是否违反了武器核查协议。
在美国声称有权单独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来要求伊拉克开放“总统属区”之际，安南决定亲自去说服萨达姆。
安南曾表示，伊拉克政权寻求的是尊严和尊重，而他就是要给萨达姆一个台阶，让他同意恢复核查。
尽管美国认为安南绝不可能成功，但他依然前往巴格达，并与萨达姆聊了一会儿。《安南传》上写道，当时安南掏出了古巴主席卡斯特罗送给他的哈瓦那雪茄，告诉萨达姆，他也只同“信任的人”一起吸烟，最终萨达姆接过了雪茄，并允许联合国继续进行核查。
此事被评价为“雪茄的青烟代替了炸弹的硝烟”，但尽管如此，这次斡旋的成果也只保持了6个月。
实际上，在2003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安南已经为此奔走了半年多，希望能够阻止这场战争，但最终也只不过是让战争“推迟”了半年多。
2003年12月17日，伊拉克遭受空袭，安南沉痛地表示，这是联合国和全世界感到悲哀的一天。最终，安南所能做的，也只是接受伊拉克的重建工作。
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导致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德梅洛被炸死一事，则是安南职业生涯中的另外一大遗憾，这令他“痛苦万分”。
而安南任内的第三个遗憾，则是他的儿子卷入了“石油换食品”的丑闻。曾有媒体报道称，安南的儿子科乔·安南从1999年开始就在接受一家名叫“克泰科纳”的公司的“薪水”，而这家公司从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得到了“利润丰厚的合同”，以此暗示科乔利用父亲的关系帮助这家公司得到了合同。
尽管安南对此表示不知情，还声称对儿子没有将此事向他和盘托出感到震惊和失望，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丑闻就是丑闻，也终究会成为其职业生涯中的遗憾。
多次到访中国，是中国人的“老朋友”
当然，对于中国人而言，关注更多的并非是他遗憾，而是他对于中国的态度。
2018年安南去世时，我国曾致慰问电，表示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其中特别提及，安南是中国的“老朋友”，在他任内中国同联合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加强。
由此，我们也看出，安南对待中国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实际上，在安南的10年任期内，曾7次访华，加强了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也推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在卸任后，安南还曾多次来华出席活动，除了参与我国举行的联合国日庆祝活动外，安南还曾出席在浙江宁波举行的中国中小企业全球发展论坛，并对“一带一路”中可持续经济发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安南还曾多次到访北大、浙大等国内高校，还取得了浙江大学荣誉博士后学位。
在经济发展上，安南曾多次肯定中国发展的惊人成就，并称赞中国为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贡献巨大。安南表示，中国不仅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还因为中国的经济项目和投资，帮助数百他国公民摆脱贫困。
同时，安南曾表示，中国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重新确立了其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并特别肯定了中国开放亚投行的举措，声称亚投行给那些拒绝改革的人“上了一课”。
在政治上，安南始终坚定执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曾于2004年拒绝联合国记者协会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采访陈水扁的要求。
安南曾说，让台湾“代表”出现在联合国，有悖于“一个中国”的决议。
而在文化上，安南对于“和”字也有着与中国类似的见解，他曾说，非洲也有关于“和”的箴言，证明了自古以来“和谐”对于社会发展就是很重要的，构建和谐社会则是一门“艺术”，而中国则将会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安南本人对于中国文化也颇有兴趣，尽管他精通的语言里并不包含中文，但他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也有着一定的了解。
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徐书云曾回忆道，1997年底，他陪安南夫妇在伊朗进行考察时曾无意中提到，明年又是“虎年”了，安南当即惊喜地说“太好了，这是我的本命年”。
原来，多年前曾有一位中国友人告诉安南，按中国传统来看，他是出生在虎年的，于是他就牢记自己“属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