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4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追梦半世纪——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吴老的名言，“做人，要光明磊落；治学，要严肃认真；创业，要艰苦奋斗；办事，要一秉大公”。一定要学习吴英恺院士忠诚报国的赤子之心，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对病人高度负责的高尚医德医风和诲人不倦、培育后人的强烈责任感，特别是他呕心沥血为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事业和心血管病预防事业的发展终生奋斗的高尚品德。

吴英恺院士

1910年，吴英恺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一个满族知识分子家庭。由于祖母体弱多病，县里几位有名的老中医和教会医院的院长都曾被请到家里来为她治病，这些登门的医生给童年的吴英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医生是一项被人尊重的职业。1927年，吴英恺投考了沈阳奉天医科专门学校，这所医学院完全遵照英国式医学教育的规格，医风、学风非常严谨。这为他将来70年的医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1971年吴英恺院士（前排右一）接待美国心脏病专家Paul de White（前排左五）G.E.Dimond（前排右二）教授

掌握规律 循序渐进成为上乘专家

1933年，吴英恺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他说，在协和学习生活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岁月。1938年6月底，他成为了总住院医师。30岁那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结束了中国医生不能做食管癌手术的历史。

手术成功之后，吴英恺笑称自己是“新手交好运”。其实这“好运”都是通过他自己的艰苦努力获得的。吴老说：“我掌握了虚心、细心学习和循序渐进的规律，这条经验至今有许多年轻人不能理解。学手术不掌握规律、不练基本功，只想多当术者、早当术者，违反了学习和实践的规律，后果就是原则掌握不准、技术掌握不精，终身不能成为上乘的外科专家。”

1941年，吴英恺辗转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巴恩医院进修，北京协和医院送他赴美进修的任务首先是整形外科，当年冬季，由于人事变动，他转到了闻名世界的外科权威葛兰姆教授领导的胸外科。这一转变正合他意。自吴老1939年参加食管癌研究组以来就一直对胸外科深感兴趣，而葛兰姆教授又是闻名世界的外科权威，能在他的领导下进修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当时葛兰姆教授也在试做食管癌切除术，但一直没有患者能存活，而吴英恺做过11例这样的手术竟有6例患者生命得到了长期延续，这也令葛兰姆教授非常欣赏。

巴恩医院的图书馆是吴英恺常去的地方，学习10个月后，他被分配到郭霍医院接替入伍医生的工作。上班不久，一位患者急性腹痛，吴英恺诊断为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并报告给院长。但院长表示了保留意见，将责任推到吴英恺身上。他当机立断，马上做了手术，发现患者阑尾已濒临穿孔。院长为之折服，吴英恺的威信也提高了。此后，他把从协和医院学到的手术技术和从巴恩医院学到的整形外科包扎方法，应用于胸廓成形术中，改进了无菌操作，取得了120例次无化脓感染的业绩，得到美国同行的瞩目。

进修20个月后，国内抗日高潮迭起，久居国外的吴英恺深深感到不安，并热切盼望着回国参加抗日。对热情挽留他的导师葛兰姆教授，吴英恺诚恳地说：“我很感激您的好意，但是当自己的国家遭受别国侵略的时刻，国内迫切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我又怎么能久居国外？”就在这一年的8月，吴英恺启程回国，并且带回了许多著名专家赠送给他的论文单行本，以及美国医药援华会资助1500美元购买的医疗设备和手术器械。

聚水为川 开创国内胸外科时代

1944年，吴英恺从成都转到重庆，参加新改组的重庆中央医院的创建工作。当时条件艰苦，冬天只能靠炭火取暖，一台手术下来大家都被熏得头昏脑涨；医院经常停电，遇到术中停电就打着手电筒完成手术……在这样的环境下，吴英恺团队带领医院逐步发展起来，并开展了肺切除、动脉导管未闭手术和交感神经切除术治疗高血压等新术式。

1946年，吴英恺北上创办天津中央医院。为了筹措路费，他卖掉了夹大衣和一台从美国带回来的照相机，只将胸外科手术器械、有价值的病理标本、图书资料，及随身衣物带到天津。天津中央医院胸外科建立后，他主刀完成了我国首例慢性心包炎切除术。1948年5月，吴英恺重新回到协和医院。

1951年协和医院被新中国政府接管，吴英恺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最年轻的外科主任。同年，他编撰多年的《临床外科手册》（第一版）问世。当年冬天，吴老和几位同志参加了北京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赴长春市立医院治疗伤员。1954年夏到1955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卫生部和东北军区卫生部在沈阳201医院组织了“战伤外科医疗研究组”，吴英恺任组长。他调集各科专家、护士长和护士五十余人，收治各部晚期战伤一千余例进行康复治疗。工作结束后，他们将这些经历写成《野战外科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战伤处理还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录制成一部电影，得到开国元帅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的称赞。

1956年，吴英恺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所胸科医院。半年之后，医院的改组和建设就基本成型了，开始广泛开展肺结核的肺切除治疗、闭式二尖瓣分离术，以及肺动脉瓣狭窄的闭式扩张术。1958年8月，胸科医院转入由协和医学院改组成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一所正在筹备中的医院合并成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吴英恺担任院长。

当年秋天，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开展了北京100万人口的高血压大普查，心内科刘力生教授等为方便高血压的普及治疗，配制了“降压静”片，包括利血平、硫酸双肼屈嗪（血压达静）和利眠灵，效果良好。后改进成“降压0号”、“降压1号”等复方降压片，每日1~2片，轻中度高血压患者服用，方便、有效、价廉。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工作期间，吴英恺还组织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一市的食管癌科研大协作，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和创新意义的专题报告，大大推动了食管癌的防治科研工作。

北京安贞医院是吴英恺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所医院。到1987年底，全院共有职工1077人，如何协调、建设这三十余个医疗研究科室，安排上千人的工作、生活，特别是培养人才成为一项繁重的任务。吴英恺认真总结了前两任医院院长的经验教训，边建设边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在做好医疗、预防、研究、教学和国际交流的基础上，促进领导、同行、社会以及国际上更多支持。他反复思考，怎样把这一任院长做得最有意义。1987年，77岁的吴老退居二线，交接会上，他评价并寄语北京安贞医院：“体制先进，环境优美，人强马壮，设备精良，成果初现，还要发展。”

积善成德 前事不忘后事师

除了医院建设，在科研和科普方面，吴英恺的工作可谓首屈一指。1982年，他带领一批专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多因素心血管病流行趋势和决定因素（MONICA）”研究，组织领导专业队伍对北京市6个区的73万人口，以及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550万人口，开展了堪称世界最大范围人群的心血管病监测，取得了我国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率、死亡率、危险因素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国和国际心血管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经过几年的努力，吴英恺创建了北京第一个心血管病人群防治点，采用村卫生所、地区卫生院和市属大医院三级互动的防治模式。实践证明，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心血管病防治模式。从那以后，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成效。5年后，防治点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了13%，其中卒中死亡率下降了23%。

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在全球四大洲两千多万人群中首次开展大规模的心血管病趋势和决定因素监测。得知这一国际性研究项目后，吴英恺亲赴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中国请缨。在他的争取下，中国成为MONICA方案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方案刚开始时有二十多个国家参加，亚洲只有中国和日本。由于世界卫生组织考核特别严，日本很快就被淘汰了，但中国每次的评分都是A和A+。

2003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迄今为止最大的全球心血管协作研究的全部结果。在研究资料汇总册子中，刊登了吴英恺的一幅照片，称他为资格最老的研究员，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和赞扬。

吴英恺十分赞赏《黄帝内经》中的“上医治未病”的哲学思想，为了这个崇高目标，他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老百姓的健康教育。“健康快车”源于吴老带领北京市心血管病防治办公室的医生，用了8年时间获得的一份对高血压的调查结果。拿着自己写的一份《北京市高血压防治的新策略》，他找到卫生局领导说：“高明的医生首先是防病，然后才是治病。北京的健康教育搞得实在是太晚啦！”

2001年9月30日，吴英恺“后事先办”，立下遗嘱：“我已91岁，生命即将到尽头，后事必须从简。死后作病理解剖，与病历对照，有教学作用的标本由病理科保存。请火化，不保留骨灰，不化妆，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在吴英恺去世后的第六天，按照他的遗愿，安贞医院没有为他们的老院长举行追悼会，然而，那天不约而同来送行的却有上千人。人们在雨中伫立着，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着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祖国医学发展和人民大众健康的世纪名医。

本文作者：徐竞鸥

2014年伊始，《医师报》的记者和通讯员，按照中国高血压联盟提供的名单，分赴各省市采访了五十余位高血压防治领域的相关专家，并赶写了这本书。翻动油墨飘香的书页，我们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虽物资匮乏，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淡泊名利，团结拼搏，开拓进取的青春时代。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品味到燃烧过的人生虽苦犹甜。中国高血压防治史上的那些年珍贵，那些人可爱，那些事难忘……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疾病谱怎样变化，融入我们骨子里的无私奉献、敬业忘我精神，将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许由于采访困难、时间仓促等各种原因，文字不尽完美，照片不够清晰，但这注定是一部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印迹的回忆录。希望能借此激励后人，把高血压防治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