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历史 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百年前的一个谎言,被一位年轻人狠狠揭穿

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百年前的一个谎言,被一位年轻人狠狠揭穿

从古至今,一直有不少西方人想尽办法要给中国历史“瘦身”。

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西方人不乐意,因为按照《圣经》记载,他们的上帝创世时间是公元前4000年。

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比上帝还早。

这怎么能行?

所以,那些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学者们拼了命地要给中国减掉1000多年的历史。

1894年,一位叫拉克伯里的法裔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来源》,在书里,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华文明其实是从公元前23世纪巴比伦文明传入的。

按照拉克伯里的说法,大概在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一位国王,带着巴克族翻山越岭,跨过昆仑山,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经过一番征战和兼并之后,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

拉克伯里说,这个国王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轩辕皇帝,而“百姓”其实就是巴克族的音译。

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文明是复制的古巴比伦文明,而现有的中华民族其实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外来户。

做出这种“研究结果”的拉克伯里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被打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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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时候,拉克伯里的这个假说一提出来,立即引起了众人的高度赞赏,日本学界表现得尤其积极,甚至还将它写进了《支那文明史》。

就连我们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相信这种说法,比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等,也纷纷表示支持这种观点。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大家都傻了吗?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弱太落后了,很多人觉着,如果能和西方攀上“亲戚”,岂不是能证明中国人从根子上也和西方人一样,是文明的?

说到底,就是缺乏民族自信。

不过,如果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无法证明中华文明的确有5000年的历史、的确比他们的上帝出现的时间更早。

可是,要拿实证谈何容易?

中国考古学直到1929年前后才诞生,在此之前,我们连一个专门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都没有,更别说是找出一个能证明中华文明在5000年前就已经出现的证据了。

谁都没想到,做到这一点的,竟然是一个只活了28岁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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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年轻人叫施昕更。

每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永远牢记这个名字。

施昕更出生于余杭县良渚镇,他的父亲施甫才原本在镇上一家杂货店做店员,性格耿直,好打抱不平,施昕更的母亲则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施昕更出生时,父亲因为和别人打官司,耗光了祖产,家境一天比一天贫寒。

施昕更打小就聪明好学,7岁时在镇上的一所国民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供不起他读书,施昕更只好辍学在家。

校长知道这件事后,觉得这么好的一个苗子被耽误了,实在太可惜,于是,他三天两头去施昕更的家中劝说,最后,施甫才借了一笔钱,将儿子送到杭州贡院读初中。

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施昕更心中牢牢记着校长和父亲的嘱咐,比以前更加努力。

中学毕业后,施昕更考进了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一边学艺一边工作。

艺徒班分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选的是文工组,专攻绘画专业。

平日里,除了学习正课,他还要学习国画和西洋画。

施昕更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浙江省在杭州举办了一场西湖博览会,在老师的推荐下,施昕更在博览会的历史厅担任临时讲解员,虽然这份工作他只做了半年,但是这段经历却彻底改变了施昕更的一生。

在当讲解员期间,施昕更接触到了大量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

博览会闭幕后,施昕更返回良渚老家。

同年11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也就是浙江博物馆的前身)。

由于施昕更在之前的博览会上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西湖博物馆成立之后,他便被邀请进入博物馆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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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西湖博物馆全体职员留影,后排左三是施昕更。

施昕更是个踏实好学的人,平日里他一有空,就向馆内的同事学习,潜心研究地质学,还经常跟着馆里的学者出去勘察。

1935年,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施昕更也参加了这次发掘活动。

在整理出土器物的时候,施昕更发现有几样东西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其中一件有孔石斧,施昕更小时候就在家乡良渚见到过。

良渚的农民在翻耕土地时,经常会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陶器、石器和玉器等。

玉从古至今都被看得很重,古董商人收到消息后,便用高价收买这些玉器,这么一来,人们看到有利可图,挖掘得更加厉害了。

不过,他们只知道玉器贵重,对于石器和陶器,并不看重,所以在一些盗坑附近,经常散落着被随手丢弃的石器和被损坏后的陶器碎片。

施昕更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两地的石斧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他决定回良渚调查一番。

不过,这个时候,曾经被盗挖过的土地已经被土地的主人填平,上面种着庄稼,别说找石器了,就连盗坑的位置都找不到。

施昕更没有灰心,他走村串户,访问当地的一些老人,搜集到了不少口头资料,对这一带的古文化遗址分布情况有了大概了解。

当然,施昕更也没忘记趁此机会,向农民们宣传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有一天,施昕更从一个农民那里买回来一个铜镜,父母埋怨他,家里本来就不宽裕,为啥还要花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

施昕更说:“如果我不买,他们就会卖给古董商人,最后说不定会落到洋人手里。”

就这样,施昕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良渚,深入考察。

皇天不负有心人。

1936年11月3日这一天下午两点,施昕更从岳母家回来时经过一个因农民灌溉而被抽干水的池塘,无意间看到了池塘底下有个反光的东西。

施昕更走近一看,发现是几片黑色的陶器碎片。

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乌甏(读“蹦”音)的碎片,因为良渚西北有个瓶窑镇,曾经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

结果,施昕更把这几片陶片带回杭州研究之后才发现,这竟然是一种黑陶碎片。

黑陶可不是一般的陶器。

我国第一次发现黑陶,是在1928年,发现的地址是位于山东章丘县的龙山镇城子崖,考古学界称其为“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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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龙山文化)

后来的研究证明,施昕更找到的这几片陶片,就是良渚文明被发现的开始。

不过,当时的施昕更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拿着陶片去找馆长请教。

馆长董聿茂虽然是一名生物学家,但是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对考古工作也很重视。

董聿茂认为这个陶片的年代相当久远,他告诉施昕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鼓励施昕更能继续发掘下去。

从那之后,施昕更做得更加努力了。

施昕更的发掘工作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动,一些愚昧的乡民以为他在盗墓,不仅骂骂咧咧地阻拦,还有些人趁夜私盗,毁坏了不少农田,这些自然都被算在施昕更头上。

那个年代,有政府和没政府是一个样,寒冬腊月,施昕更几乎是独自一人在野外挖掘,还会时不时地受到旁人的责骂和干扰,工作进行得极其艰难。

第一次发掘有所收获之后,良渚的黑陶在杭州古玩市场上的卖价飙升十倍,在古玩商人的唆使下,村民们争先恐后地挖掘出售,盗墓之风瞬间再度兴盛起来,就算是请官兵来守着也无济于事。

施昕更原本计划做长期研究,可是,没有政府的干预,局面根本无法控制,而当时的政府明显是指望不上的。

实在没办法,施昕更只好放弃“做长期研究”的计划,赶紧进行了一番“抢救性发掘”。

从1936年底开始,施昕更一共进行了三次发掘。

发掘工作结束后,施昕更给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写信。

在对方的鼓励下,施昕更将自己的发掘收获进行了一番整理。

其实,那个时候,施昕更只能算是一个考古学的门外汉,他既没有参加过科班训练,也没学过专业的考古知识,全凭着一股劲儿来做这件事。

从室内整理、撰写报告到绘制图幅,这些工作几乎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做。

那个时候,中国考古学才诞生没多久,就连能用来直接检测器物年代的革命性技术“碳十四”,也要再等30年才会被引入中国。

在施昕更的那个年代,想要判断文物的大致年代,只有两种“土办法”:一是根据埋藏这件器物的地层深浅来判断,二是将新出土的器物和以前发现的器物相比对,判断谁早谁晚。

当时,施昕更推测良渚的黑色陶器和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认为良渚应该是龙山文化的一支。

当然,这种推断和后来的事实不符(多年后,人们发现良渚文化比龙山文化出现的时间更早),不过,一个年仅25岁,又不是专业考古工作者出身的年轻人,能做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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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昕更(左)在良渚遗址

那时候,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战争乌云遍布,因此,虽然施昕更掌握的资料并不充分,他也只好仓促成书了。

经过半年时间,施昕更终于完成了这份报告,他将其取名为《良渚》,这份调查报告约五万字,除了正文之外,还附上了100多张图片。

然而,正当施昕更要把这本书交给印刷厂付印的时候,国家已经陷入了危难之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淞沪会战爆发,杭州遭遇空袭,3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当年年底,杭州沦陷,被视为珍宝的大量出土器物因为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

匆忙之中,施昕更只好将校样稿寄放在良渚乡下的一个亲戚家中,自己带着原稿和同事们一起向浙南转移。

后来,校样稿件因为受潮发霉、无人管理而全部损毁,施昕更携带的《良渚》原稿中也有部分内容丢失。

流亡途中,在董聿茂的安排下,施昕更边走边对报告内容进行补充、撰写、整理。

那时候,博物馆的经费已经越来越少,编制也只能一缩再缩,队伍逃到永康时,只剩下5人,博物馆的全部经费也只剩下旧币300元。

想印刷《良渚》,财力上已经不允许了。

等到了松阳,旧币贬值,物价猛涨,情况更加恶劣,博物馆也被迫解散。

在董聿茂的推荐下,施昕更到瑞安县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

董聿茂则带着《良渚》的稿件向迁到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呼吁,希望政府能拨款出版这本学术著作。

正值国破家乱的年代,就算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版,这件事也不好办。

那时候,内地的印刷厂设备不完全,没法印刷,实在没办法,董聿茂只好派专人带着稿件前往已经沦陷的上海,交给那里的中国科学公司付印,就连校对工作都是由寓居在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忙做的。

《良渚》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得以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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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一出现,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关注。

而翻开施昕更的《良渚》,我们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篇专业的考古学报告,其中还蕴含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他的心志。

在书中,施昕更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上古祖先,坚忍地开辟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和光荣的文化?

当时,日寇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传“同文同种”,因此施昕更是抱持着“除了军事上的战争,还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日本人展开斗争”的愿望来完成这份报告的。

让人遗憾的是,施昕更没能等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也没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发扬光大。

1939年5月,劳累过度的施昕更染上了猩红热,因为缺医少药、无力医治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去世的时候,年仅28岁,留下妻子和年仅八岁的儿子。

那时候,施昕更的家乡已经被日寇占领,孤儿寡母活得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直到现在,人们都不知道施昕更究竟被葬在何处。

而发现了良渚遗址的施昕更至死都不知道,他发掘出来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更不知道的是,正是自己的这个发现,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两千多年,狠狠地打了那些声称“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的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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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说通过良渚,就能底气十足地向世界证明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

自古以来,人们根据史书上的记载,一直认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夏商周时期还是蛮荒之地,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但是,在施昕更发现了良渚这一遗址之后,大家开始意识到这种历史记载是有误的。

由于那些年时局混乱,针对良渚的挖掘工作,只冒了个头就沉寂了。

按照考古惯例,只要是在哪里发现的遗址,就以那个地区命名。

施昕更是在良渚发现的黑陶,所以,1959年,夏鼐(读“耐”音)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一词。

1963年春天,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进行了一次小规模发掘,这一次,收获不大,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

什么是玉琮?

这是古人们用来祭祀的一种礼器,长得内圆外方,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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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

1973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了玉琮、玉钺(读“越”音)、玉璧等大型玉器。

这些玉器分别象征着神权、王权和军权,也就是说,当时生活在良渚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相当完整的礼制,是文明社会,而绝不是蛮荒之地。

此后,由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发掘工作再次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才得以全面恢复。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后,以施昕更的《良渚》报告为依据,将良渚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1986年5月31日下午,在良渚遗址的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上面还粘着小玉粒和漆皮。

他捧着这个土块给领队王明达看。

王明达只弯腰看了一眼,便立即从1.6米高的隔梁跳进深坑里,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观察了将近半个小时。

王明达按捺住不断翻腾上来的激动情绪,他不敢使铲子,便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了一段竹片,小心翼翼地挑开一小块土,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下,王明达说什么也不敢再下手了。

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考古队员们用尼龙薄膜将这个地方覆盖好,还小心翼翼地覆上了泥土。

此时,雨点开始落下,王明达他们将整个墓穴都盖好,然后冒着大雨跑回住处,那天晚上,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临睡前不放心,还冒着大雨又巡视了一遍。

王明达到底发现了什么?为什么反应会那么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谜底被逐步揭开。

原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高等级墓葬,被后人称为“反山大墓”。

这里的玉器多到惊人,几乎铺满了整个墓底,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当时的考古技术非常原始,整个考古现场连一个现代化的设备都没有。

考古人员是趴在用绳索吊着的木板上,一块一块清理的。

虽然极其艰难,但是这次挖掘工作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说它是中国考古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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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86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市良渚反山遗址的一件玉琮(读“从”音)。

仔细看可以发现,这件玉琮的中间竖槽内雕刻着八个完整的神人寿面纹,这是良渚人创造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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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

这件玉琮高8.9厘米,直径16.5-17.6厘米,大约有6.5千克重,不管是从大小、重量还是设计、制作上看,这件玉琮都堪称史前玉器的巅峰之作,因此被称为“玉琮之王”。

考古学家据此推断,玉工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制玉上,不再从事日常的捕鱼、打猎、种田等工作,这说明良渚社会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出现了专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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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兽面纹雕刻线图

也正是从“反山”开始,针对良渚的考古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良渚带给了人们更多惊喜:

1987年,瑶山祭坛和贵族墓地被发现;1992年-1993年,莫角山宫殿出土;2006年到2007年,古城城墙被发现。

(良渚考古有三大里程碑,一个是良渚遗址首次被发现,第二个是反山墓发掘,第三个就是古城城墙被发现。)

良渚古城城墙被全部找到后,古城的整体面貌被揭开。

这个发现也标志着良渚文明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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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城墙

2015年,经过多方调查和分析,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存在着一条由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

良渚人在山体之间修筑了长长短短的水坝,构建了一个完备的水利系统。

这么一来,从西北面过来的洪水就被阻挡在此,不会直接冲进城里。

良渚人使用的筑坝工艺叫做“草裹泥”,简单来说,就是外面是小芦苇或者茅草,里面是土和淤泥。

这种工艺到现在还经常使用。

通过草裹泥,可以认定这些堤坝都是人工建造的。

有人问,那怎么知道这些堤坝是什么时间建造的呢?

很简单。

国际上有种推断遗物年代的方法,叫做“碳十四测年”。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它们建造的精准年代。

考古队员们将这些堤坝取样,分别送到国内外多个机构去检测,最终得出的数据完全一致,都在五千年左右。

也就是说,良渚遗址最少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专家通过测算后发现,它可以抵御该地区百年难遇的洪水。

大型水利设施往往需要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若是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从良渚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炭化稻米则证实了良渚人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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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大米经过火烧之后变成了像木炭一样的东西,可以在土壤中保存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间。

根据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炭化稻米应该是古城的一个粮仓失火之后,遗留下来的。

根据已经发现的炭化稻米的数量,可以推测出这处粮仓大概有20万斤的埋藏量。

而在城中并没有找到水稻田,城外才有水稻田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良渚时期,城和乡已经区分开来。

住在城里的一般都是国王、贵族和一些手工业匠人,农民则在城外种地。

顺带一提,在那个时期,良渚人的生活是非常精致的,他们有高级漆器和玉器,很多陶器上也有着非常精美的花纹,说明他们生活的精致程度比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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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匙

按照西方标准,国家的产生以及文明的产生有几大要素,比如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出现、金属的出现,不过,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国家的起源和文明,是不太合适的。

良渚文化虽然没有金属、没有明确的文字,但是,不管是从城市规模、社会等级、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农业和城市的规划等方面,都足以证明良渚人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不亚于古埃及、西亚以及印度和流域的文明。

有良渚遗址为证,谁都不能再否认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

2019年,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件事,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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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知来路,识归途。

在人类社会中,有不少文明随风而逝,唯有中华文明能存续至今。

为何如此?

或许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拥有许许多多像施昕更这样的人,他们在最危难的岁月里,依然心系这片土地,不顾纷扰,将中华文明的火种牢牢护在心口,甚至不惜为它而死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当挺起胸膛,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以最大的努力保护好她!

本文参考文献:

于蕾《国家宝藏·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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