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一直有不少西方人想尽办法要给中国历史“瘦身”。

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西方人不乐意，因为按照《圣经》记载，他们的上帝创世时间是公元前4000年。

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比上帝还早。

这怎么能行？

所以，那些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学者们拼了命地要给中国减掉1000多年的历史。

1894年，一位叫拉克伯里的法裔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来源》，在书里，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华文明其实是从公元前23世纪巴比伦文明传入的。

按照拉克伯里的说法，大概在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一位国王，带着巴克族翻山越岭，跨过昆仑山，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经过一番征战和兼并之后，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

拉克伯里说，这个国王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轩辕皇帝，而“百姓”其实就是巴克族的音译。

换句话说就是：中华文明是复制的古巴比伦文明，而现有的中华民族其实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外来户。

做出这种“研究结果”的拉克伯里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被打残。

但是，在那个时候，拉克伯里的这个假说一提出来，立即引起了众人的高度赞赏，日本学界表现得尤其积极，甚至还将它写进了《支那文明史》。

就连我们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相信这种说法，比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等，也纷纷表示支持这种观点。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大家都傻了吗？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弱太落后了，很多人觉着，如果能和西方攀上“亲戚”，岂不是能证明中国人从根子上也和西方人一样，是文明的？

说到底，就是缺乏民族自信。

不过，如果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无法证明中华文明的确有5000年的历史、的确比他们的上帝出现的时间更早。

可是，要拿实证谈何容易？

中国考古学直到1929年前后才诞生，在此之前，我们连一个专门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都没有，更别说是找出一个能证明中华文明在5000年前就已经出现的证据了。

谁都没想到，做到这一点的，竟然是一个只活了28岁的年轻人。

1

这个年轻人叫施昕更。

每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永远牢记这个名字。

施昕更出生于余杭县良渚镇，他的父亲施甫才原本在镇上一家杂货店做店员，性格耿直，好打抱不平，施昕更的母亲则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

施昕更出生时，父亲因为和别人打官司，耗光了祖产，家境一天比一天贫寒。

施昕更打小就聪明好学，7岁时在镇上的一所国民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家里实在供不起他读书，施昕更只好辍学在家。

校长知道这件事后，觉得这么好的一个苗子被耽误了，实在太可惜，于是，他三天两头去施昕更的家中劝说，最后，施甫才借了一笔钱，将儿子送到杭州贡院读初中。

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施昕更心中牢牢记着校长和父亲的嘱咐，比以前更加努力。

中学毕业后，施昕更考进了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一边学艺一边工作。

艺徒班分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选的是文工组，专攻绘画专业。

平日里，除了学习正课，他还要学习国画和西洋画。

施昕更从这所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浙江省在杭州举办了一场西湖博览会，在老师的推荐下，施昕更在博览会的历史厅担任临时讲解员，虽然这份工作他只做了半年，但是这段经历却彻底改变了施昕更的一生。

在当讲解员期间，施昕更接触到了大量文物和矿物标本，眼界大开。

博览会闭幕后，施昕更返回良渚老家。

同年11月，浙江省政府决定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也就是浙江博物馆的前身）。

由于施昕更在之前的博览会上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西湖博物馆成立之后，他便被邀请进入博物馆任职。

1934年，西湖博物馆全体职员留影，后排左三是施昕更。

施昕更是个踏实好学的人，平日里他一有空，就向馆内的同事学习，潜心研究地质学，还经常跟着馆里的学者出去勘察。

1935年，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施昕更也参加了这次发掘活动。

在整理出土器物的时候，施昕更发现有几样东西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其中一件有孔石斧，施昕更小时候就在家乡良渚见到过。

良渚的农民在翻耕土地时，经常会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陶器、石器和玉器等。

玉从古至今都被看得很重，古董商人收到消息后，便用高价收买这些玉器，这么一来，人们看到有利可图，挖掘得更加厉害了。

不过，他们只知道玉器贵重，对于石器和陶器，并不看重，所以在一些盗坑附近，经常散落着被随手丢弃的石器和被损坏后的陶器碎片。

施昕更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两地的石斧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他决定回良渚调查一番。

不过，这个时候，曾经被盗挖过的土地已经被土地的主人填平，上面种着庄稼，别说找石器了，就连盗坑的位置都找不到。

施昕更没有灰心，他走村串户，访问当地的一些老人，搜集到了不少口头资料，对这一带的古文化遗址分布情况有了大概了解。

当然，施昕更也没忘记趁此机会，向农民们宣传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有一天，施昕更从一个农民那里买回来一个铜镜，父母埋怨他，家里本来就不宽裕，为啥还要花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

施昕更说：“如果我不买，他们就会卖给古董商人，最后说不定会落到洋人手里。”

就这样，施昕更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良渚，深入考察。

皇天不负有心人。

1936年11月3日这一天下午两点，施昕更从岳母家回来时经过一个因农民灌溉而被抽干水的池塘，无意间看到了池塘底下有个反光的东西。

施昕更走近一看，发现是几片黑色的陶器碎片。

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乌甏（读“蹦”音）的碎片，因为良渚西北有个瓶窑镇，曾经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

结果，施昕更把这几片陶片带回杭州研究之后才发现，这竟然是一种黑陶碎片。

黑陶可不是一般的陶器。

我国第一次发现黑陶，是在1928年，发现的地址是位于山东章丘县的龙山镇城子崖，考古学界称其为“龙山文化”。

黑陶（龙山文化）

后来的研究证明，施昕更找到的这几片陶片，就是良渚文明被发现的开始。

不过，当时的施昕更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拿着陶片去找馆长请教。

馆长董聿茂虽然是一名生物学家，但是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对考古工作也很重视。

董聿茂认为这个陶片的年代相当久远，他告诉施昕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鼓励施昕更能继续发掘下去。

从那之后，施昕更做得更加努力了。

施昕更的发掘工作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动，一些愚昧的乡民以为他在盗墓，不仅骂骂咧咧地阻拦，还有些人趁夜私盗，毁坏了不少农田，这些自然都被算在施昕更头上。

那个年代，有政府和没政府是一个样，寒冬腊月，施昕更几乎是独自一人在野外挖掘，还会时不时地受到旁人的责骂和干扰，工作进行得极其艰难。

第一次发掘有所收获之后，良渚的黑陶在杭州古玩市场上的卖价飙升十倍，在古玩商人的唆使下，村民们争先恐后地挖掘出售，盗墓之风瞬间再度兴盛起来，就算是请官兵来守着也无济于事。

施昕更原本计划做长期研究，可是，没有政府的干预，局面根本无法控制，而当时的政府明显是指望不上的。

实在没办法，施昕更只好放弃“做长期研究”的计划，赶紧进行了一番“抢救性发掘”。

从1936年底开始，施昕更一共进行了三次发掘。

发掘工作结束后，施昕更给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写信。

在对方的鼓励下，施昕更将自己的发掘收获进行了一番整理。

其实，那个时候，施昕更只能算是一个考古学的门外汉，他既没有参加过科班训练，也没学过专业的考古知识，全凭着一股劲儿来做这件事。

从室内整理、撰写报告到绘制图幅，这些工作几乎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做。

那个时候，中国考古学才诞生没多久，就连能用来直接检测器物年代的革命性技术“碳十四”，也要再等30年才会被引入中国。

在施昕更的那个年代，想要判断文物的大致年代，只有两种“土办法”：一是根据埋藏这件器物的地层深浅来判断，二是将新出土的器物和以前发现的器物相比对，判断谁早谁晚。

当时，施昕更推测良渚的黑色陶器和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认为良渚应该是龙山文化的一支。

当然，这种推断和后来的事实不符（多年后，人们发现良渚文化比龙山文化出现的时间更早），不过，一个年仅25岁，又不是专业考古工作者出身的年轻人，能做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施昕更（左）在良渚遗址

那时候，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战争乌云遍布，因此，虽然施昕更掌握的资料并不充分，他也只好仓促成书了。

经过半年时间，施昕更终于完成了这份报告，他将其取名为《良渚》，这份调查报告约五万字，除了正文之外，还附上了100多张图片。

然而，正当施昕更要把这本书交给印刷厂付印的时候，国家已经陷入了危难之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淞沪会战爆发，杭州遭遇空袭，3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当年年底，杭州沦陷，被视为珍宝的大量出土器物因为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

匆忙之中，施昕更只好将校样稿寄放在良渚乡下的一个亲戚家中，自己带着原稿和同事们一起向浙南转移。

后来，校样稿件因为受潮发霉、无人管理而全部损毁，施昕更携带的《良渚》原稿中也有部分内容丢失。

流亡途中，在董聿茂的安排下，施昕更边走边对报告内容进行补充、撰写、整理。

那时候，博物馆的经费已经越来越少，编制也只能一缩再缩，队伍逃到永康时，只剩下5人，博物馆的全部经费也只剩下旧币300元。

想印刷《良渚》，财力上已经不允许了。

等到了松阳，旧币贬值，物价猛涨，情况更加恶劣，博物馆也被迫解散。

在董聿茂的推荐下，施昕更到瑞安县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

董聿茂则带着《良渚》的稿件向迁到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呼吁，希望政府能拨款出版这本学术著作。

正值国破家乱的年代，就算浙江省教育厅同意出版，这件事也不好办。

那时候，内地的印刷厂设备不完全，没法印刷，实在没办法，董聿茂只好派专人带着稿件前往已经沦陷的上海，交给那里的中国科学公司付印，就连校对工作都是由寓居在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忙做的。

《良渚》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得以问世的。

这份报告一出现，便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关注。

而翻开施昕更的《良渚》，我们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篇专业的考古学报告，其中还蕴含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他的心志。

在书中，施昕更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上古祖先，坚忍地开辟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和光荣的文化？

当时，日寇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传“同文同种”，因此施昕更是抱持着“除了军事上的战争，还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日本人展开斗争”的愿望来完成这份报告的。

让人遗憾的是，施昕更没能等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也没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发扬光大。

1939年5月，劳累过度的施昕更染上了猩红热，因为缺医少药、无力医治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去世的时候，年仅28岁，留下妻子和年仅八岁的儿子。

那时候，施昕更的家乡已经被日寇占领，孤儿寡母活得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直到现在，人们都不知道施昕更究竟被葬在何处。

而发现了良渚遗址的施昕更至死都不知道，他发掘出来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更不知道的是，正是自己的这个发现，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两千多年，狠狠地打了那些声称“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的人的脸。

2

为什么说通过良渚，就能底气十足地向世界证明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

自古以来，人们根据史书上的记载，一直认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夏商周时期还是蛮荒之地，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但是，在施昕更发现了良渚这一遗址之后，大家开始意识到这种历史记载是有误的。

由于那些年时局混乱，针对良渚的挖掘工作，只冒了个头就沉寂了。

按照考古惯例，只要是在哪里发现的遗址，就以那个地区命名。

施昕更是在良渚发现的黑陶，所以，1959年，夏鼐（读“耐”音）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一词。

1963年春天，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进行了一次小规模发掘，这一次，收获不大，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

什么是玉琮？

这是古人们用来祭祀的一种礼器，长得内圆外方，筒状。

玉琮

1973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了玉琮、玉钺（读“越”音）、玉璧等大型玉器。

这些玉器分别象征着神权、王权和军权，也就是说，当时生活在良渚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相当完整的礼制，是文明社会，而绝不是蛮荒之地。

此后，由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发掘工作再次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才得以全面恢复。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后，以施昕更的《良渚》报告为依据，将良渚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1986年5月31日下午，在良渚遗址的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上面还粘着小玉粒和漆皮。

他捧着这个土块给领队王明达看。

王明达只弯腰看了一眼，便立即从1.6米高的隔梁跳进深坑里，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观察了将近半个小时。

王明达按捺住不断翻腾上来的激动情绪，他不敢使铲子，便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了一段竹片，小心翼翼地挑开一小块土，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这下，王明达说什么也不敢再下手了。

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考古队员们用尼龙薄膜将这个地方覆盖好，还小心翼翼地覆上了泥土。

此时，雨点开始落下，王明达他们将整个墓穴都盖好，然后冒着大雨跑回住处，那天晚上，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临睡前不放心，还冒着大雨又巡视了一遍。

王明达到底发现了什么？为什么反应会那么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谜底被逐步揭开。

原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高等级墓葬，被后人称为“反山大墓”。

这里的玉器多到惊人，几乎铺满了整个墓底，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当时的考古技术非常原始，整个考古现场连一个现代化的设备都没有。

考古人员是趴在用绳索吊着的木板上，一块一块清理的。

虽然极其艰难，但是这次挖掘工作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说它是中国考古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都不为过。

这是1986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市良渚反山遗址的一件玉琮（读“从”音）。

仔细看可以发现，这件玉琮的中间竖槽内雕刻着八个完整的神人寿面纹，这是良渚人创造的图腾。

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

这件玉琮高8.9厘米，直径16.5-17.6厘米，大约有6.5千克重，不管是从大小、重量还是设计、制作上看，这件玉琮都堪称史前玉器的巅峰之作，因此被称为“玉琮之王”。

考古学家据此推断，玉工将毕生精力都用在了制玉上，不再从事日常的捕鱼、打猎、种田等工作，这说明良渚社会的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出现了专业分工。

神人兽面纹雕刻线图

也正是从“反山”开始，针对良渚的考古就像是“开了挂”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良渚带给了人们更多惊喜：

1987年，瑶山祭坛和贵族墓地被发现；1992年-1993年，莫角山宫殿出土；2006年到2007年，古城城墙被发现。

（良渚考古有三大里程碑，一个是良渚遗址首次被发现，第二个是反山墓发掘，第三个就是古城城墙被发现。）

良渚古城城墙被全部找到后，古城的整体面貌被揭开。

这个发现也标志着良渚文明的确立。

良渚古城城墙

2015年，经过多方调查和分析，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存在着一条由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

良渚人在山体之间修筑了长长短短的水坝，构建了一个完备的水利系统。

这么一来，从西北面过来的洪水就被阻挡在此，不会直接冲进城里。

良渚人使用的筑坝工艺叫做“草裹泥”，简单来说，就是外面是小芦苇或者茅草，里面是土和淤泥。

这种工艺到现在还经常使用。

通过草裹泥，可以认定这些堤坝都是人工建造的。

有人问，那怎么知道这些堤坝是什么时间建造的呢？

很简单。

国际上有种推断遗物年代的方法，叫做“碳十四测年”。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它们建造的精准年代。

考古队员们将这些堤坝取样，分别送到国内外多个机构去检测，最终得出的数据完全一致，都在五千年左右。

也就是说，良渚遗址最少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专家通过测算后发现，它可以抵御该地区百年难遇的洪水。

大型水利设施往往需要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若是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从良渚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炭化稻米则证实了良渚人的生活水平。

普通大米经过火烧之后变成了像木炭一样的东西，可以在土壤中保存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间。

根据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炭化稻米应该是古城的一个粮仓失火之后，遗留下来的。

根据已经发现的炭化稻米的数量，可以推测出这处粮仓大概有20万斤的埋藏量。

而在城中并没有找到水稻田，城外才有水稻田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良渚时期，城和乡已经区分开来。

住在城里的一般都是国王、贵族和一些手工业匠人，农民则在城外种地。

顺带一提，在那个时期，良渚人的生活是非常精致的，他们有高级漆器和玉器，很多陶器上也有着非常精美的花纹，说明他们生活的精致程度比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要高。

玉匙

按照西方标准，国家的产生以及文明的产生有几大要素，比如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出现、金属的出现，不过，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国家的起源和文明，是不太合适的。

良渚文化虽然没有金属、没有明确的文字，但是，不管是从城市规模、社会等级、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农业和城市的规划等方面，都足以证明良渚人的社会发展程度已经不亚于古埃及、西亚以及印度和流域的文明。

有良渚遗址为证，谁都不能再否认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

2019年，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件事，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结语

知来路，识归途。

在人类社会中，有不少文明随风而逝，唯有中华文明能存续至今。

为何如此？

或许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拥有许许多多像施昕更这样的人，他们在最危难的岁月里，依然心系这片土地，不顾纷扰，将中华文明的火种牢牢护在心口，甚至不惜为它而死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当挺起胸膛，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要以最大的努力保护好她！

本文参考文献：

于蕾《国家宝藏·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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