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历史 1951年,一个小贩对审讯者说:我是情报员鲍君甫,陈赓能为我证明

1951年,一个小贩对审讯者说:我是情报员鲍君甫,陈赓能为我证明

伍豪同志,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要去哪里?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再弄?我是情报组队长,有什么事儿咱们必须先通气!

1930年4月的一天,天色已晚,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了。上海的一间普通民居内,一个人开始着装打扮。此时已经是初春,天气回暖,但是此人仍然穿上了一件大衣,围上了一条能够遮住半张脸的大围脖,头上还戴了一顶礼帽。他照了照镜子,整理了一下,准备走出院门。正好就在此时,迎面碰上了一个身材中等,带着一副宽边眼镜的人。那个人略微吃了一惊后,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1951年,一个小贩对审讯者说:我是情报员鲍君甫,陈赓能为我证明

这两个人,正要出门的叫做伍豪,正要进门的叫做王庸。熟悉近代史的朋友,一定会熟悉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因为两个人的真名,一个叫周恩来,是中央特科的总负责人;一个叫陈赓,是中央特科情报组的队长!

在听到同志发问后,正要出门的周恩来说道:“你来得正好!黄第洪这个人你感觉如何?他是黄埔一期,和你也算是同学吧。如今他从苏联回来了,想让我给分配工作。我现在出去,就是要找他谈话。

陈赓摇摇头,说道:“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去!这个人我知道,在校期间就有贪图享乐的趋势,恐怕没法长久和咱们做同志。我觉得,咱们等等鲍君甫同志的消息吧,让他从敌人内部调查一下!

周恩来点点头。一天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这次行动真是险过剃头!如果没有陈赓口中的这位“鲍君甫”的话,会遭遇什么危险难以想象!那么,这位鲍君甫是什么样的人呢?

1951年,一个小贩对审讯者说:我是情报员鲍君甫,陈赓能为我证明

鲍君甫本名杨登瀛,是广东香山人。他十八岁时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后曾经短暂回国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是很快又回到日本工作。在这期间,鲍君甫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深,被誉为中国人中的“日本通”。

1924年之后,鲍君甫回到国内,参加了五四、五卅两场运动,彻底投身于大革命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个叫杨剑虹的人,两人志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杨剑虹投靠了著名的陈立夫,鲍君甫也因此和不少国民党高层相识。这一时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东风加持下,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1926年,鲍君甫结识了陈养山。陈养山是共产党交通员,此前在五卅运动中受伤,此时回到上海,一边休养一边开展统战工作。他早就听说鲍君甫这位日本通的大名,所以借着工作的机会前来结识。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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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养山的接触,以及多年和国民党高官的接触,让鲍君甫感觉出了两个政党的不同。国民党为了发展自己,对很多方面的势力都采取妥协的态度。渐渐地一些外界的不好思潮侵入国民党高层,让其有了腐化的苗头。而共产党的革命是彻底的,所以党员的人格魅力普遍较高。逐渐的,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鲍君甫,也开始向共产党方面转变。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打击!共产党员的人数,从6万锐减到1万。就算是剩下的党员,也都纷纷转入地下活动。也就在此时,陈立夫受命组建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鲍君甫因为杨剑虹的关系,出任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也就是国民党的上海特务人员的首领。

鲍君甫此时非常矛盾。他其实早就看出了国民党内的党同伐异和腐化,早就不想同流合污了。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形势下,他又如何能摆脱呢?他也早就想过跟着共产党走,但自己毕竟是个国民党,共产党能接纳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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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鲍君甫的家门。他开门一看,正是陈养山!陈养山因为发动农民起义失败,只能先投奔老朋友来避避风头。之后的几天,陈养山就住在鲍君甫家,两人促膝长谈,更坚定了鲍君甫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他对好友表明了心迹,陈养山权衡之下,把鲍君甫介绍给了党组织!

不久之后,鲍君甫就等来了自己的直接领导——中央特科情报科队长王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陈赓。两个人做了一次深谈,陈赓很赞赏鲍君甫的态度,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陈赓要求他继续以杨登瀛的名字留在调查科,同时还要尽快想办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为党组织提供尽可能多的情报!鲍君甫想到能为共产党工作,十分兴奋,答应了陈赓的一切要求。

后来陈赓将鲍君甫的所有情况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个人极为重视,决定利用组织资源,围绕鲍君甫打造一个情报中转平台。很快,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设立了办事处,由地下党连德生担任保镖,张红惠(化名安娥)担任秘书,专门负责鲍君甫系统的情报中转!同时,党组织为了提高鲍君甫的社会地位,特意给他配了一辆小汽车,并且每个月给予互动经费三百块现大洋。如果出现超支的情况,组织另行补充。这个待遇,在党组织内部可谓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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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鲍君甫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周恩来和陈赓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经常会刻意准备一些文件、标语、革命印刷品之类的东西,然后让鲍君甫去“缴获”。更有甚者,还会设置一些专门配合鲍君甫的“假机关单位”以及过时的情报。鲍君甫将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报上去当做自己的功绩,很快就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

有一次,陈赓和鲍君甫联手,导演了一出将计就计的好戏。当时在上海火车站北站的华界地区,本来就有党组织的一个宣传机构。但是后来由于有人告密,致使机构暴露。但是谁也没想到,接待这个告密者的单位中,也有我们的地下党员。经过一番紧张的联络,地下党员将消息告诉给了陈赓。陈赓赶紧双管齐下:一边让人将重要的文件转移走,并将其他的宣传品全部留下;一边通知鲍君甫,让他赶紧向调查科上级举报。结果可想而知,鲍君甫“又一次发现了共产党的宣传机构!”陈立夫对他的信任更深了!

在从事情报工作的日子里,鲍君甫每天都在办公室、娱乐场所、大德路办事处之间穿梭。他会拿着从调查科或者警备司令部带出来的情报,交给办事处秘书张红惠,再由张红惠归纳整理后交给陈赓。同时,苏区如果需要什么特别的商品,鲍君甫也会通过自己的关系帮助购买。另外,对于那些被捕的同志,鲍君甫也是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对于有哪些人当了叛徒之类的消息,鲍君甫更是会第一时间通知陈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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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苏联返回上海。此人本来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经由党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的。但是由于受不了清苦的生活,他早已有心投降国民党。他回到上海后,听说周恩来也在此地,便一边申请面谈,一边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效忠信,说自己可以约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伍豪,希望国民党配合抓捕。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黄第洪还是比较熟悉的,也非常信任他。在听说对方邀请自己见面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殊不知,对方已经给自己织起了一张天罗地网!

这是周恩来情报生涯中,少有的大意之一。这倒不是他太信任黄第洪,以至于失去了警戒的本能,而是因为此时的斗争形势太艰苦了。上海的情报工作虽然成绩斐然,但是毕竟人手太少,很多敌人的部门中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能多吸收一个人,便会多一份力量。正因如此,在他看到黄第洪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才会放松了警惕。

于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就发生了。周恩来穿好衣服,收拾停当,就准备去见黄第洪。如果这次他真的去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幸的是,陈赓这时候刚好过来。在陈赓的劝说下,周恩来终于答应暂缓见面,先等鲍君甫搞清楚情况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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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鲍君甫一方,情况正发生着戏剧性的转变。原来,蒋介石在接到黄第洪的效忠信后,非常重视,便交代中统大特务徐恩增处理此事。而徐恩增恰恰把接待黄第洪的任务,交给了鲍君甫!这可当真是冤家路窄!鲍君甫在拿到黄第洪的所有材料后,马上就开车赶赴了陈赓处。他在巷口没有进去,而是用汽车喇叭打出了信号。陈赓刚刚劝住周恩来,就听见了鲍君甫的暗号,于是就马上出去接头。等他再回到周恩来身边的时候,手里已经多了一个大信封,里边全是黄第洪叛变的证据。周恩来看了这些材料后,恨恨地说了一句:“这个叛徒!”然后就安排红队行动,除掉了黄第洪!

鲍君甫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社会关系,博得了中统高层的赏识。陈立夫、徐恩增甚至将和租界巡捕联络的工作也交给了他。鲍君甫也利用这一点,结交了巡捕头目兰普逊,并多次营救出了深陷租界监狱的共产党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关向应和任弼时。

1931年4月,情况急转直下。中央特科红队队长顾顺章在外出执行任务时,竟然迷恋上了一个女人。为了满足这个女人的需要,他开始抛头露面的表演魔术挣钱,结果就被国民党的情报机关盯上了。不久之后,顾顺章被捕了。谁也没想到,这位号称特工大师的老革命,竟然极为轻易地就叛变了!顾顺章故作姿态,强调自己的情报必须见到蒋介石之后才能透露。并且说在他说话之前,一定不能向南京方面通报。但是特务们为了邀功,当天就将情况电告南京。这一举动,让周恩来领导的地下组织有了喘息的机会,因为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是地下党的传奇特工钱壮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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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壮飞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将情况反映给了自己的联系人李克农。随着李克农的进一步上报,周恩来迅速行动,在短短的一天时间之内,就将大部分机关转移,把损失降到了最低。而鲍君甫作为一个外围情报员,也接到了即将暴露的通知。

对鲍君甫的示警,是陈赓亲自去的。当时,陈赓很关切的劝说鲍君甫:“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一旦被抓了,是十分危险的。如今我们的机关都转移了,此地实在不宜久留,你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才是。

对这件事,鲍君甫的反应却是十分冷淡的。他自信,以自己和杨剑虹的关系,以及杨剑虹的后台张道藩的关系,足够保证自己平安无事。于是他说道:“我哪儿也不会去的,就呆在家里。我就不信,一个初来乍到的顾顺章,能斗过叶茂根深的张道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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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见劝不动他,便说道:“你执意不想走,也可以。你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比较有利。如果顾顺章咬你,你就反过来咬他,其他的一句也不要多说!请你放心,日后肯定是我们共产党得天下,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送走陈赓,鲍君甫仍然不慌不忙。结果当天下午,中统行动队的人就砸开了他的房门,以“告密者”的罪名拘捕了鲍君甫。

不久之后,鲍君甫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事实上,对他的打击确实是雷声大雨点小。他毕竟是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这一系统上的人,如果坐实了他是共产党的话,这些的面子上都不好看。所以,鲍君甫在狱中没有受到严刑拷打,反而过得还不错。不久之后,和他熟识的陈赓也被抓了进来。敌人对待陈赓,可不像对鲍君甫一样客气,动辄就是严刑拷打。鲍君甫看不下去,便动用关系,给陈赓免去了不少酷刑。陈赓感动地说:“今后,共产党是一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不久之后,鲍君甫就离开了宪兵监狱。原来当初将他弄进特务机关的张道藩,为了自己的脸面,出面死保鲍君甫。他对陈立夫和蒋介石说:“杨登瀛(既鲍君甫)就是一个情报贩子,干事儿就是为了钱,不是大罪。而且,他也没少给我们做事,还是有功的,应该宽宥。”最后两位大佬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同意释放鲍君甫。而徐恩增方面,也同样是一路绿灯。就这样,鲍君甫被释放了。但是,特务的核心部门他是呆不了了,只能被安排去反省院当一个副院长。从此以后,鲍君甫脱离了情报工作,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渐渐变得简单而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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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打响后,国民党特工总部西迁而走,而鲍君甫则作为一名弃子被留在了南京。他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艰难的生存着,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抗战结束后,国民党重返南京,但是谁也想不起来还有鲍君甫这么一个人,他只能是继续穷困潦倒。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鲍君甫的所有社会关系都断了,只能是摆起一个小烟摊,辛苦度日。

1951年后,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开始登记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人。这次登记,实际上是给那些曾经犯过历史罪行的人一个自首的机会。鲍君甫此时觉得,自己曾经为共产党做过事,不应该算国民党系统的人了,就没有去登记。结果登记期限一过,他就被抓了起来。毕竟当初那些隐秘战线的事情,知道的人范围有限。

在审讯室中,鲍君甫表示,自己曾经在1928年到1931年期间,帮共产党做过事。并且他还说,陈赓和陈养山可以出面为自己作证。审讯人员为了核实问题,亲自找到两位首长了解情况。陈赓和陈养山这才知道,原来鲍君甫还在人世!他们不但写了材料,证明鲍君甫确实曾经是我党的情报人员,还指派地方,为鲍君甫的生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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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天,老干部们在北京举行聚会,陈赓特意指派南京军区,将鲍君甫接到北京一聚。就这样,分别了25年的同志们再次聚首!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岁月,感慨良多。后来陈赓、陈养山和安娥共同出面,通知南京市公安局,每个月给鲍君甫提供100元生活费。而安娥更是每一年都会拿出自己的积蓄,为鲍君甫一家添置棉衣!

1969年,鲍君甫病重住院,眼看着就要不行了。在临终前,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内奸!但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周总理是知道我的……。”而已经是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也确实没有忘记他。在一次和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的谈话中,他提到了很多机密的名字,其中便有鲍君甫。周总理还说了一句很语重心长的话:“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鲍君甫的一生,确实很难总结和定性。他是中统在上海的特务头子,但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他的生活并不如党员一般自律,花钱如流水,但却也能为了营救共产党人而一掷千金。可不管怎么说,鲍君甫对于中国的解放事业是有功的,他也同样值得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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