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美文 从一本不起眼的“寄语本”说起

从一本不起眼的“寄语本”说起

●陈芳芳

在今年五四青年节来临时,我突然想到父亲陈越平、母亲吴刚与我的青年时代,有感而发,想写几句。

我身边有一本很不起眼的寄语本,是用来给初中、高中阶段同窗学友在毕业前夕,写寄语用的。这本小本本跟了我60余年,它虽然陈旧,但很有“温度”,里面充满了当年师生热情洋溢的言语,还贴有一张张露出青少年稚气的照片。最让我感动的,是父亲用刚劲有力的毛笔字写下的两段寄语。

这两段话我想说出来与青年朋友们共勉。一段是:“芳芳:紧紧抓住今天,时刻想着明天,不要忘记昨天。把伟大的理想和脚踏实地的学习、工作结合起来,永远保持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热情,革命的作风。”另一段是:“芳芳:天下无难事,困难是可以被战胜的;困难对于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是最好的考验,是前进的动力,是大试身手的比武台。克服困难,就是进步!向困难低头就——寸步难行!”这两段话写于1963年1月,这个时期很关键,也很特殊。一是那时我临近高中毕业,接下来将何去何从?二是国内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难;三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支援我国建设的前苏联专家统统撤走;四是我是个十七八岁刚成年的学生,思想简单,但人生观、世界观正在形成,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于是父亲写下这两段话,教育我要树立革命的理想,勇于克服困难。每次看到这两段话,都使我想起父母青年时期的革命足迹和我年轻时的亲身经历。

父亲陈越平在西北联合大学(原北平大学)经济系毕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春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吴刚也于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41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母青年时期国家处于动荡的战争年代,革命故事很多。最使我难忘的是父母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的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起进攻,十四年抗战拉开了序幕。

1938年底父亲和母亲从第一战区(河南洛阳)回到西安,本拟去延安。但当时没有组织关系,加上父亲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只好先到西北联合大学复学(西北联大,即抗战后从北平迁西安的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组成)。父亲原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的学生,而母亲则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

抗战开始时,西北联大迁至西安,可因西安临近陕北,许多有志青年以此为过渡,俟机转赴延安。1938年3月,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借口“维持国家的教育事业”,命令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前身)再迁陕南汉中城固县,目的之一是要远离陕北。1939年国民党教育部利用各种手法:在学校宣布解聘进步教师;逮捕爱国学生;或是送集中营,强迫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扣发毕业文凭,扣贷学金,逼迫写悔过书、保证书等。后来还采用军警包围、武装占据学校、驱逐、镇压等种种手段,想把学校完全控制起来。妄图扼杀坚持抗战的爱国学生运动。而西大地下党、地下“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国统区共产党外围组织。下同)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团结广大进步学生,组织安排了各种公开半公开的革命活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高潮。当时,母亲参加了爱国学生的“读书会”活动;父亲则是“民先”的骨干分子。

随着形势的逐渐恶化,从1938年到1944年暑假前后,由中共陕西省委组织西大本科毕业、有志抗日的和在校业已暴露的党员与进步同学转移,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延安等地。1941年暑假毕业前,汉中警备司令部祝绍周搞了个黑名单,名单上有余士铭、陈志立(我父亲原用名)等十余位爱国学生领袖和学运活跃分子。他们准备让这些学生毕业前到汉中“谈话”,再当场逮捕。幸而中共陕西省委陕南地下党学委事先得到可靠情报,通过党组织通知这些学生提前秘密转移,才逃过一场“生死劫”。那年,第一批去关中分区的有我父母在内的十五人,他们随后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革命的星星之火。

再说说我年轻时的经历。1970年8月我从中山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我被分配到广东省惠州市河源县曾田公社曾田中学(现河源市东源县曾田镇),当了一名“山村女教师”。这个中学是挖山填土,刚开办的,设施简陋,教师紧缺。我们在泥巴砖房上课、生活、工作,一天早晚吃两顿,还没油水。打的是井水,点的是煤油灯(蜡烛)……条件虽然艰苦,但很能锻炼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待就是六年半有余。在曾田中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年年是先进教师。为什么?正是父亲写的以上两段话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了我力量。

在当下,我也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这正是革命前辈未了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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