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芳

在今年五四青年节来临时，我突然想到父亲陈越平、母亲吴刚与我的青年时代，有感而发，想写几句。

我身边有一本很不起眼的寄语本，是用来给初中、高中阶段同窗学友在毕业前夕，写寄语用的。这本小本本跟了我60余年，它虽然陈旧，但很有“温度”，里面充满了当年师生热情洋溢的言语，还贴有一张张露出青少年稚气的照片。最让我感动的，是父亲用刚劲有力的毛笔字写下的两段寄语。

这两段话我想说出来与青年朋友们共勉。一段是：“芳芳：紧紧抓住今天，时刻想着明天，不要忘记昨天。把伟大的理想和脚踏实地的学习、工作结合起来，永远保持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热情，革命的作风。”另一段是：“芳芳：天下无难事，困难是可以被战胜的；困难对于一个有志气的青年，是最好的考验，是前进的动力，是大试身手的比武台。克服困难，就是进步！向困难低头就——寸步难行！”这两段话写于1963年1月，这个时期很关键，也很特殊。一是那时我临近高中毕业，接下来将何去何从？二是国内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难；三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支援我国建设的前苏联专家统统撤走；四是我是个十七八岁刚成年的学生，思想简单，但人生观、世界观正在形成，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于是父亲写下这两段话，教育我要树立革命的理想，勇于克服困难。每次看到这两段话，都使我想起父母青年时期的革命足迹和我年轻时的亲身经历。

父亲陈越平在西北联合大学（原北平大学）经济系毕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春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吴刚也于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41年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父母青年时期国家处于动荡的战争年代，革命故事很多。最使我难忘的是父母讲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的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起进攻，十四年抗战拉开了序幕。

1938年底父亲和母亲从第一战区（河南洛阳）回到西安，本拟去延安。但当时没有组织关系，加上父亲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只好先到西北联合大学复学（西北联大，即抗战后从北平迁西安的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组成）。父亲原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的学生，而母亲则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

抗战开始时，西北联大迁至西安，可因西安临近陕北，许多有志青年以此为过渡，俟机转赴延安。1938年3月，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借口“维持国家的教育事业”，命令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前身）再迁陕南汉中城固县，目的之一是要远离陕北。1939年国民党教育部利用各种手法：在学校宣布解聘进步教师；逮捕爱国学生；或是送集中营，强迫集体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扣发毕业文凭，扣贷学金，逼迫写悔过书、保证书等。后来还采用军警包围、武装占据学校、驱逐、镇压等种种手段，想把学校完全控制起来。妄图扼杀坚持抗战的爱国学生运动。而西大地下党、地下“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国统区共产党外围组织。下同）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团结广大进步学生，组织安排了各种公开半公开的革命活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高潮。当时，母亲参加了爱国学生的“读书会”活动；父亲则是“民先”的骨干分子。

随着形势的逐渐恶化，从1938年到1944年暑假前后，由中共陕西省委组织西大本科毕业、有志抗日的和在校业已暴露的党员与进步同学转移，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延安等地。1941年暑假毕业前，汉中警备司令部祝绍周搞了个黑名单，名单上有余士铭、陈志立（我父亲原用名）等十余位爱国学生领袖和学运活跃分子。他们准备让这些学生毕业前到汉中“谈话”，再当场逮捕。幸而中共陕西省委陕南地下党学委事先得到可靠情报，通过党组织通知这些学生提前秘密转移，才逃过一场“生死劫”。那年，第一批去关中分区的有我父母在内的十五人，他们随后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革命的星星之火。

再说说我年轻时的经历。1970年8月我从中山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我被分配到广东省惠州市河源县曾田公社曾田中学（现河源市东源县曾田镇），当了一名“山村女教师”。这个中学是挖山填土，刚开办的，设施简陋，教师紧缺。我们在泥巴砖房上课、生活、工作，一天早晚吃两顿，还没油水。打的是井水，点的是煤油灯（蜡烛）……条件虽然艰苦，但很能锻炼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一待就是六年半有余。在曾田中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年年是先进教师。为什么？正是父亲写的以上两段话和父母的言传身教给了我力量。

在当下，我也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这正是革命前辈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