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周总理经历了第四次大手术。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周总理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接待和日常散步，终日卧床不起。在病床上，周总理仍旧没有彻底休息，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各种问题。
在手术后的第18天，周总理似乎想到了一件事，立刻找来秘书赵茂峰，嘱咐他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批准并直接领导他的。请王冶秋同志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筹安会六君子”助推袁世凯称帝
王冶秋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一面告诉了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还心存疑虑，开始向很多人打听此事。最终的结果，大多数人和王冶秋一样，都对此事感到疑惑，表示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事。
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周总理重病在身，还不忘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此事确实存在。
图丨晚年王冶秋
编辑《辞海》，每一个词条都必须经过反复考证，有证明材料，不能出错。而周总理的这个说法，虽然权威，但却缺乏佐证的资料。辞海编辑所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将调研的任务，交给了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
当时《辞海》未定稿前，关于“杨度”的词条是这样描述的：
“……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会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
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祸首”，忽然成了周总理口中的共产党员。谈宗英不禁有些吃惊，立刻开始搜集相关材料，寻找杨度的后人。
1978年，王冶秋将自己对杨度入党的事情作了分析，并写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知情人很快做出反应，纷纷发表文章，将自己所知道关于杨度的事情，全部公之于众。
自此，杨度入党的来龙去脉大白于天下。
杨度，湖南湘潭人，自小天赋超群，饱读诗书，过目成诵。光绪十八年，考取秀才，次年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其后会试虽两度落第，但却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等人，开始接触到新思想。
图丨青年杨度
1902年，杨度远赴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同年底回国。当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曾经让少年时期的毛主席都热血沸腾。
次年，在四川总督的举荐下，杨度参加了朝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一等第二名。但后来被指控为“康梁余孽”，遭到朝廷缉拿。
杨度在家乡避难不久之后，再度远赴日本留学。当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不长的时间中，就跻身世界列强行列，遂认为中国完全可以效仿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并坚定地认为，这是唯一能使中国富强的道路。
后来孙中山来到日本，号召国人起来实行民主革命救国，留学在日本的学生，经常聚集在孙中山的寓所，讨论救国之道。杨度对孙中山的主张并不赞同，他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有共鸣，主张君主立宪，坚持帝制。
不久，杨度结识了同乡黄兴，认为他和孙中山的思想颇为吻合，便大方地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后来，黄兴成了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虽然杨度和孙中山的政治观点相反，两人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论，但孙中山很重视杨度的学识，几次劝说他加入同盟会，结果均遭到拒绝。最后杨度表示愿意和孙中山保持个人友谊，日后无论谁成功了，都要相互支持：
“虽然我们政见不同，但都是为了救中国，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成功了，都是中国的幸运。”
图丨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合影
1906年，清政府派出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了交差，他们赶赴日本，请杨度和梁启超起草报告，自此名声大振，清政府根据二人的报告，下诏准备立宪。
杨度回国之后，开始担任湖南宪政工会会长，联络了不少湖南名流，共同联名上奏向清政府请愿。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保荐，推举杨度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还在颐和园发表演说，游说皇亲贵族支持开设民选议院。
在杨度的眼中，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再加上二人私交颇深，杨度认定袁世凯就是自己要找的“非常之人”，自己就是帝师。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杨度成为袁世凯的幕僚。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因此成为内阁学部大臣。
1912年，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进而成为正式大总统，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成果，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为了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袁世凯不敢光明正大提出实行帝制，便授意杨度先制造舆论。杨度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宣扬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对袁世凯大肆吹捧了一番。
袁世凯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对杨度大加赞赏，不但马上派人将文章散发，还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做成匾额赐给杨度。
图丨杨度旧照
杨度受到袁世凯的“恩宠”，更加忠心耿耿，更加起劲地劝说袁世凯抛弃共和制，实行帝制。随后他联合多人组织了筹安会，大力鼓吹帝制，被人戏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后来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和杨度制造舆论和“劝进”有着很大的关系。
政治梦想的破碎与转变
1916年，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驾崩”，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随即发布总统令，缉拿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杨度闻讯逃往青岛，后来又逃到天津德租界，躲在一栋大楼里避祸。
杨度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梦想彻底被粉碎，一时间陷入了极端的苦闷中，开始潜心研究佛学，试图从佛学中探究哲理，以求解脱。
政治上的失意，让杨度的主张逐渐转向了民主共和。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从那个时候开始，杨度开始和共产党员有了一些交往，并同李大钊结为了挚友。
图丨李大钊像
1927年清明节当天，杨度得知张作霖派人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李大钊等人的消息，立刻会见了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请他尽快通知中共组织转移。
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敢和外国使团发生冲突，推迟了撤退时间，导致李大钊等人被捕。当天杨度派儿子去查看情况，发现兵营外军警林立，李大钊等人被蒙上了白布，塞进了汽车。
得知这一情况后，杨度和章士钊等人奔走营救。然而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方“清党”，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放心大胆地将李大钊等20人处以绞刑。
李大钊等人牺牲之后，杨度和章士钊四处奔走，筹集款项救济遇难者亲属。
李大钊的牺牲，让杨度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他从北京迁居到上海，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还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杨度更加倾向于革命。经过朋友介绍，杨度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思想上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决心放弃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场，做一个像李大钊一样的共产党人。
图丨李大钊就义前留影
他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请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1929年秋天，经潘汉年介绍，周总理批准，杨度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考虑到杨度的社会地位，周总理决定，杨度作为秘密党员，归他直接领导，在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入共产党之后，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房产全部变卖，换来的钱作为党费，悉数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被人们誉为“毁家纾难，义薄云天”。
自此，杨度开始为了新的信仰而奋斗。
在上海，杨度的社会交往甚是复杂。青帮头子杜月笙，拿钱给杨度花，还将法租界自己的一栋小洋房，提供给杨度居住。当时法租界的巡捕都知道这栋小洋房的主人，绝不敢轻易骚扰，不少中共的高层人士，都曾在这里避难。
1931年，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之后，曾收留毛岸英兄弟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在身份暴露之后，曾在杨度家中住了几十天，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后来周总理离开了上海，便指定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每个月二人联系一次，夏衍送一些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同时和他谈一谈国内外的形势。
由于杨度深知军阀内部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每当二人谈论这些问题，都会高谈阔论，语出惊人。同时他还不止一次写下国民党内部情况，托夏衍转交给上级党组织。
图丨青年夏衍
刚开始夏衍并不知道杨度的真名，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身份的秘密党员，等二人熟悉之后，杨度才告诉夏衍自己的真名，令夏衍大吃一惊。曾经杨度向夏衍做过自我解剖：
“我平生做多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当时上海一些小报宣称，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对此杨度不以为然，也从不辩解。他曾经和夏衍说过，自己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自己称杜月笙为杜先生，杜月笙称自己皙子兄：
“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
杨度在入党之后，从不在同志之间称呼“同志”，说起周总理的时候，他十分敬重，但也还是称呼“翔宇兄”或者“伍豪先生”。
图丨杨度旧照
由于清楚知道杨度入党来龙去脉的人很少，有些人居然说杨度入党是“投机”。杨度听说之后颇为气愤，曾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遗憾的是，杨度在1931年就病逝于上海，终年56岁。
为杨度同志正名
有了王冶秋、夏衍等人的相关文章，周总理临终前交代的任务终于可以完成了。在《辞海》的编辑中，历史类词条分为五个等级，“杨度”的词条经过修改审定，由丙等提升到了乙等。
最终修订的“杨度”词条，删去了多个负面定性的词语，增加了他为党所做的贡献：
“……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之后，杨家的后人也开始走出了阴影。
图丨杨度与长子、次子合影
1978年，中国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杨度的孙子杨友麒，看到王冶秋发表的文章后，经过上级领导批准，得以报名考试。最终科技局派出17人，考上3人，杨友麒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杨友麒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两年，成为化工节水节能方面的知名专家。
由于杨度的坟墓早已经夷为平地，棺木和遗体已经遗失，碍于当时杨度的身份，杨家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有说什么。自从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后，杨家人开始为杨度的新墓多方奔走。
1985年，上海清理公墓时，发现杨度的墓碑，便通知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将墓碑领走。杨云慧不知如何处理此事，便向杨家的第三代征求意见。
杨度的孙女杨友鸿得知此事之后，通过朋友介绍，杨友鸿登门拜访了夏衍，夏衍当场写了两封信，让她带给上海统战部部长。上海统战部回应，做墓碑要有墓志铭，像杨度这样的复杂人物，他们没法写。
杨友鸿提议不写墓志铭，只写一个简介，上海统战部考虑后觉得可行。
随后“杨度同志新墓筹建委员会”成立，上海市政协出面，在万国公墓选中一块地，作为墓址，新墓邻近宋庆龄的墓地。
图丨杨度与家人在长沙合影
墓碑是原有的，碑身上写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由于一般人不清楚“杨皙子”是何人，又请人写了一块小碑“杨度之墓”加了上去。在墓前的石碑刻文的最后写道：
1922年，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南北奔走，匡民救国，追求革命真理。1927年，多方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1929年秋，经潘汉年同志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做出贡献。
1986年新墓落成，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主持了落成仪式，杨度的子女和第三代参加了仪式，杨友龙作为长房长孙，代表家属发言，并对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统战部表示了感谢。
当时夏衍没有参加新墓落成仪式，但写了一篇《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专程托人送到了上海。在文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