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历史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1975年9月,周总理经历了第四次大手术。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周总理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接待和日常散步,终日卧床不起。在病床上,周总理仍旧没有彻底休息,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各种问题。

在手术后的第18天,周总理似乎想到了一件事,立刻找来秘书赵茂峰,嘱咐他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批准并直接领导他的。请王冶秋同志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筹安会六君子”助推袁世凯称帝

王冶秋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一面告诉了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还心存疑虑,开始向很多人打听此事。最终的结果,大多数人和王冶秋一样,都对此事感到疑惑,表示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事。

但是大家一致认为,周总理重病在身,还不忘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此事确实存在。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晚年王冶秋

编辑《辞海》,每一个词条都必须经过反复考证,有证明材料,不能出错。而周总理的这个说法,虽然权威,但却缺乏佐证的资料。辞海编辑所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将调研的任务,交给了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

当时《辞海》未定稿前,关于“杨度”的词条是这样描述的:

“……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会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

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祸首”,忽然成了周总理口中的共产党员。谈宗英不禁有些吃惊,立刻开始搜集相关材料,寻找杨度的后人。

1978年,王冶秋将自己对杨度入党的事情作了分析,并写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知情人很快做出反应,纷纷发表文章,将自己所知道关于杨度的事情,全部公之于众。

自此,杨度入党的来龙去脉大白于天下。

杨度,湖南湘潭人,自小天赋超群,饱读诗书,过目成诵。光绪十八年,考取秀才,次年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其后会试虽两度落第,但却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等人,开始接触到新思想。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青年杨度

1902年,杨度远赴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同年底回国。当时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曾经让少年时期的毛主席都热血沸腾。

次年,在四川总督的举荐下,杨度参加了朝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一等第二名。但后来被指控为“康梁余孽”,遭到朝廷缉拿。

杨度在家乡避难不久之后,再度远赴日本留学。当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不长的时间中,就跻身世界列强行列,遂认为中国完全可以效仿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并坚定地认为,这是唯一能使中国富强的道路。

后来孙中山来到日本,号召国人起来实行民主革命救国,留学在日本的学生,经常聚集在孙中山的寓所,讨论救国之道。杨度对孙中山的主张并不赞同,他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有共鸣,主张君主立宪,坚持帝制。

不久,杨度结识了同乡黄兴,认为他和孙中山的思想颇为吻合,便大方地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后来,黄兴成了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虽然杨度和孙中山的政治观点相反,两人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论,但孙中山很重视杨度的学识,几次劝说他加入同盟会,结果均遭到拒绝。最后杨度表示愿意和孙中山保持个人友谊,日后无论谁成功了,都要相互支持:

“虽然我们政见不同,但都是为了救中国,只要我们中的一个人成功了,都是中国的幸运。”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合影

1906年,清政府派出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了交差,他们赶赴日本,请杨度和梁启超起草报告,自此名声大振,清政府根据二人的报告,下诏准备立宪。

杨度回国之后,开始担任湖南宪政工会会长,联络了不少湖南名流,共同联名上奏向清政府请愿。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合保荐,推举杨度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还在颐和园发表演说,游说皇亲贵族支持开设民选议院。

在杨度的眼中,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再加上二人私交颇深,杨度认定袁世凯就是自己要找的“非常之人”,自己就是帝师。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杨度成为袁世凯的幕僚。清政府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因此成为内阁学部大臣。

1912年,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进而成为正式大总统,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成果,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为了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袁世凯不敢光明正大提出实行帝制,便授意杨度先制造舆论。杨度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宣扬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对袁世凯大肆吹捧了一番。

袁世凯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对杨度大加赞赏,不但马上派人将文章散发,还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做成匾额赐给杨度。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杨度旧照

杨度受到袁世凯的“恩宠”,更加忠心耿耿,更加起劲地劝说袁世凯抛弃共和制,实行帝制。随后他联合多人组织了筹安会,大力鼓吹帝制,被人戏称为“筹安会六君子”。

后来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和杨度制造舆论和“劝进”有着很大的关系。

政治梦想的破碎与转变

1916年,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驾崩”,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随即发布总统令,缉拿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杨度闻讯逃往青岛,后来又逃到天津德租界,躲在一栋大楼里避祸。

杨度坚持多年的“君主立宪”梦想彻底被粉碎,一时间陷入了极端的苦闷中,开始潜心研究佛学,试图从佛学中探究哲理,以求解脱。

政治上的失意,让杨度的主张逐渐转向了民主共和。1922年,杨度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从那个时候开始,杨度开始和共产党员有了一些交往,并同李大钊结为了挚友。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李大钊像

1927年清明节当天,杨度得知张作霖派人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李大钊等人的消息,立刻会见了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请他尽快通知中共组织转移。

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敢和外国使团发生冲突,推迟了撤退时间,导致李大钊等人被捕。当天杨度派儿子去查看情况,发现兵营外军警林立,李大钊等人被蒙上了白布,塞进了汽车。

得知这一情况后,杨度和章士钊等人奔走营救。然而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方“清党”,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放心大胆地将李大钊等20人处以绞刑。

李大钊等人牺牲之后,杨度和章士钊四处奔走,筹集款项救济遇难者亲属。

李大钊的牺牲,让杨度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大革命。他从北京迁居到上海,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还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杨度更加倾向于革命。经过朋友介绍,杨度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思想上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决心放弃自己原有的政治立场,做一个像李大钊一样的共产党人。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李大钊就义前留影

他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请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1929年秋天,经潘汉年介绍,周总理批准,杨度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考虑到杨度的社会地位,周总理决定,杨度作为秘密党员,归他直接领导,在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入共产党之后,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房产全部变卖,换来的钱作为党费,悉数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被人们誉为“毁家纾难,义薄云天”。

自此,杨度开始为了新的信仰而奋斗。

在上海,杨度的社会交往甚是复杂。青帮头子杜月笙,拿钱给杨度花,还将法租界自己的一栋小洋房,提供给杨度居住。当时法租界的巡捕都知道这栋小洋房的主人,绝不敢轻易骚扰,不少中共的高层人士,都曾在这里避难。

1931年,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之后,曾收留毛岸英兄弟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在身份暴露之后,曾在杨度家中住了几十天,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后来周总理离开了上海,便指定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每个月二人联系一次,夏衍送一些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同时和他谈一谈国内外的形势。

由于杨度深知军阀内部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每当二人谈论这些问题,都会高谈阔论,语出惊人。同时他还不止一次写下国民党内部情况,托夏衍转交给上级党组织。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青年夏衍

刚开始夏衍并不知道杨度的真名,只知道他是一位很有身份的秘密党员,等二人熟悉之后,杨度才告诉夏衍自己的真名,令夏衍大吃一惊。曾经杨度向夏衍做过自我解剖:

“我平生做多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当时上海一些小报宣称,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对此杨度不以为然,也从不辩解。他曾经和夏衍说过,自己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自己称杜月笙为杜先生,杜月笙称自己皙子兄:

“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

杨度在入党之后,从不在同志之间称呼“同志”,说起周总理的时候,他十分敬重,但也还是称呼“翔宇兄”或者“伍豪先生”。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杨度旧照

由于清楚知道杨度入党来龙去脉的人很少,有些人居然说杨度入党是“投机”。杨度听说之后颇为气愤,曾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遗憾的是,杨度在1931年就病逝于上海,终年56岁。

为杨度同志正名

有了王冶秋、夏衍等人的相关文章,周总理临终前交代的任务终于可以完成了。在《辞海》的编辑中,历史类词条分为五个等级,“杨度”的词条经过修改审定,由丙等提升到了乙等。

最终修订的“杨度”词条,删去了多个负面定性的词语,增加了他为党所做的贡献:

“……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之后,杨家的后人也开始走出了阴影。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杨度与长子、次子合影

1978年,中国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杨度的孙子杨友麒,看到王冶秋发表的文章后,经过上级领导批准,得以报名考试。最终科技局派出17人,考上3人,杨友麒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杨友麒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两年,成为化工节水节能方面的知名专家。

由于杨度的坟墓早已经夷为平地,棺木和遗体已经遗失,碍于当时杨度的身份,杨家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有说什么。自从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后,杨家人开始为杨度的新墓多方奔走。

1985年,上海清理公墓时,发现杨度的墓碑,便通知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将墓碑领走。杨云慧不知如何处理此事,便向杨家的第三代征求意见。

杨度的孙女杨友鸿得知此事之后,通过朋友介绍,杨友鸿登门拜访了夏衍,夏衍当场写了两封信,让她带给上海统战部部长。上海统战部回应,做墓碑要有墓志铭,像杨度这样的复杂人物,他们没法写。

杨友鸿提议不写墓志铭,只写一个简介,上海统战部考虑后觉得可行。

随后“杨度同志新墓筹建委员会”成立,上海市政协出面,在万国公墓选中一块地,作为墓址,新墓邻近宋庆龄的墓地。

杨度被称为“帝制祸首”,周总理临终前为其正名:我批准他入了党

图丨杨度与家人在长沙合影

墓碑是原有的,碑身上写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由于一般人不清楚“杨皙子”是何人,又请人写了一块小碑“杨度之墓”加了上去。在墓前的石碑刻文的最后写道:

1922年,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南北奔走,匡民救国,追求革命真理。1927年,多方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1929年秋,经潘汉年同志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做出贡献。

1986年新墓落成,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主持了落成仪式,杨度的子女和第三代参加了仪式,杨友龙作为长房长孙,代表家属发言,并对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统战部表示了感谢。

当时夏衍没有参加新墓落成仪式,但写了一篇《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专程托人送到了上海。在文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