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为了彻底断绝妻子王映霞和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之间的暧昧往来，郁达夫决定离开祖国。于是，他欣然接受了来自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准备联合新加坡的华侨继续参与抗日宣传工作。
但是，王映霞却对郁达夫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保证对之前出轨的事情只字不提，才能跟你去新加坡。”
在与妻儿乘坐轮船前往新加坡的途中，郁达夫写下了《岁朝新语》，他在文中坚定地写到：“中国绝对不会灭亡，只要军民抗战到底，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的这趟新加坡之行，不仅没有缓和他们的夫妻关系，反而让他们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
来新加坡生活，夫妻感情走到尽头
当时的郁达夫在中国文学界已经是大名鼎鼎，来到新加坡《星洲日报》当编辑的那段时间，更是成为了南洋地区最有名望的华人文化名人。
为了开展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作，郁达夫集结了一批爱国华侨文艺青年，以《星洲日报》作为阵地，号召南洋地区的华侨团结起来，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出钱出力。
就在这个时候，郁达夫结识了南洋华桥的领袖陈嘉庚，陈嘉庚组建了新加坡华侨抗日动员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而郁达夫则担任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积极组织华侨人士的抗战工作。
1939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接受了汪精卫伪政权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正式下水当了一个汉奸。身为好朋友的郁达夫听说这个消息，严厉斥责周作人的投敌卖国行为，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文人”》，公开与他划清界限。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除此之外，郁达夫还对汪精卫进行了彻底抨击，并在《估敌》这篇文章当中愤怒地写到：
“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像人样的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样的人渣，简直就是连衣冠也穿不上的禽兽。”
每日沉浸在文化救亡的工作当中，郁达夫体会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有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那就是自己的家庭矛盾与感情纠纷。
来到新加坡的这段日子里，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并没有稳稳当当的过日子，依然还是隔三差五的大吵大闹，俨然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直到1940年8月，郁达夫和王映霞正式宣布和平分手，并同时在新加坡、香港和重庆三个地方的报纸上刊登了离婚消息。这样一对曾经令多少人羡慕的才子佳人，最终还是以离婚的结局而收场，王映霞随后带着孩子返回祖国。
郁达夫夫妇
2000年，此时的王映霞已经是92岁的高龄了，她在回忆这段感情时这样说道：
“我所想要的是一个安安稳稳的家庭，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我与郁达夫最大的差别就是性格不同。”
确实，结婚之后的郁达夫，经常以文艺作家的诗酒风情来对待爱情，但他却忽略了一个自古以来永恒不变的真谛，那就是：“再美丽的爱情，也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再幸福的婚姻，也是需要不断经营的。”
没有了妻子的管束，郁达夫独自一人继续留在新加坡，但新加坡并没有成为他人生中最后的归宿。
偷袭珍珠港
避难苏门答腊，被误认为日本间谍
1941年12月7日，日军成功偷袭了美军部署在太平洋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接下来又将目光转向了南洋的一些国家，以此来掠夺战略资源。
两个月后，眼看着新加坡要沦陷到日军的手里，共同从事文化抗战宣传工作的郁达夫与胡愈之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
1946年，也就是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屿上遇难一年以后，胡愈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流浪和失踪》，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在新加坡沦陷的前几天，郁达夫和一些在新加坡进行抗日宣传的中国同胞便开始撤退，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那就只有“漂”呗！”
在这种情况下，胡愈之和沈兹九夫妇，郁达夫、张楚琨、邵宗汉和王任叔等人一路向西，一直逃到了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卜干峇鲁。
郁达夫
但是，这座岛屿已经被日军占领了，岛上有日本鬼子的驻军，只是兵力相对比较少一些。为了避免被认出来，他们几人只好改名换姓，分头前往目的地苏门答腊岛上的小镇巴爷公务。
1942年4月中旬，已经改名为“赵廉”的郁达夫乘坐一辆汽车，率先到达了巴爷公务。巴爷公务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镇，这里的人口仅有一万余人，其中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侨就占据了一千多人。
初到巴爷公务小镇的时候，郁达夫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甚至连饮食起居都成了问题。于是，他便寻找当地的华侨老乡帮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大家都在刻意躲着他。
原来，郁达夫乘坐汽车来巴爷公务的途中，汽车上的司机和其余乘客全部都是印度尼西亚人，他担心自己暴露身份，于是就打扮成了一副“农民工”的模样。
日军在苏门答腊
突然，有一辆日军的军车将他们拦了下来，但汽车上的印度尼西亚人没有一个听懂日语的，就连司机都以为日本人要征用他的汽车。郁达夫曾经在日本留学了十年的时间，自然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原来日本人只是想询问一下路，并没有其它恶意。
当时的日军也是刚刚侵占苏门答腊不久，还没有在当地找到懂日语的人，所以也就没有翻译官。
郁达夫走上前，用日语回复了日本人的询问，日本人临走的时候还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表示感谢。
见到这种情形，汽车上的印度尼西亚人全都惊呆了。他们认为，这个“农民工”模样的人竟然会说日语，连日本人都朝他敬礼，一定是伪装的日本间谍。
当汽车开到巴爷公务小镇之后，司机就把郁达夫的“间谍身份”四处传播。不到两个小时，小镇上的所有华侨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这样一来，郁达夫去找当地的华侨同乡寻求帮助的时候，大家都误以为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于是像躲瘟神一样躲避他。
被迫给日军当翻译，继续隐藏身份
有一天，郁达夫再一次厚着脸皮去找当地的华侨首领蔡承达，刚一来到蔡承达家里，就见到一个日本宪兵在这里。由于蔡承达只会说中国的闽南话和当地的语言，不会讲日语，就把郁达夫一把拉过来当翻译。
看到“赵廉”的日本话说得如此流畅，此时驻守在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正好在找一个翻译人员，就强行把他带到日本宪兵队当翻译。
郁达夫推辞说：“我只是一个生意人，不能担此重任。”
日本宪兵队队长回答说：“这是军令，必须服从！”
日本宪兵
郁达夫深知，自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于是只好暂时答应了在武吉丁宜宪兵大队里面当翻译。
一个多月以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和王任叔等人也相继抵达了巴爷公务，他们向当地一些明智的华侨领袖说明了原委。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相信赵廉并不是日本派来的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郁达夫选择巴爷公务小镇作为落脚点，原本是想避开日军的布防，却阴差阳错地被日本宪兵抓去做了翻译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暗中帮助了当地的许多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
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郁达夫开始了一系列的“表演”，表现出了一副“只会经商，不懂政治”的生意人形象。
郁达夫塑像
为此，郁达夫还专门做了三件事情来迷惑日本宪兵：
- 1、假装不会喝酒
其实，郁达夫平日的酒瘾是非常大的，他必须要要在日本宪兵面前假装不会喝酒。俗话说“酒后吐真言”，万一哪一天喝醉了酒，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泄露了出去。
- 2、假装很有钱
自从来到日本宪兵队当翻译官以来，郁达夫一直称自己是酒厂老板，坚决不拿日本宪兵队的一分工资，假装自己并不差钱。
实际上，郁达夫与胡愈之、张楚琨等人一起筹钱，合伙开办了一家名叫“赵豫记”的酒厂，三人分别担任老板、会计和经理的职务，成为了中国抗战宣传人员的一个秘密谋生场所。
赵豫记酒厂
起初，“赵豫记”酒厂的生意并不好，郁达夫等人就开发出了两款白酒品牌，一个叫“双清”，另一个叫“初恋”。或许是这两个品牌让日本人听起来很舒服，前来光顾的日本军人越来越多，酒厂生意顿时火了起来。
郁达夫还经常请日本宪兵喝酒，并吩咐酒厂酿制高度酒，希望把他们慢慢喝死。除此之外，郁达夫偶尔还会给日本宪兵送一点钱，受到了日本宪兵的喜爱和信任。
久而久之，看到郁达夫这么有钱，而且还没有娶媳妇，日本人便对他的个人问题产生了兴趣。
为了彻底打消日本人的猜疑，郁达夫刻意做了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娶媳妇。
王映霞
- 3、娶了当地的华侨老婆
1943年，已经47岁的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娶了一位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侨女性，名叫何莲有。但是，何莲有只会讲当地的语言，并不会说中文，郁达夫就努力学习当地语言。
为了证明自己也是有老婆的人，在结婚宴会上，郁达夫专门邀请了日本宪兵来喝喜酒，并在结婚证上填上了“赵廉”这个名字，就连年龄也改小了好几岁。
与上一任妻子“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相比，何莲有的长相确实显得平淡无奇。郁达夫认为，王映霞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才会招来那么多的事端。在外避难，生活自然是越平静越好，丑老婆反而不会惹那么多麻烦。
郁达夫故居
不仅如此，何莲有还有点笨笨的感觉，郁达夫经常对外人说：“我的老婆是个婆陀。”
“婆陀”用当地的话来说，就是“二货”和“傻帽”的意思。郁达夫之所以要娶一个笨笨的女人，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不会有那么多的怀疑。
假装肺病，不再给日军当翻译
可是，总是在武吉丁宜宪兵队里当翻译官，也不是个事儿啊，郁达夫想要离开这个魔窟。为了能够顺利离开，他假装患上了一种传染性极大的肺病，看看日本人还会不会让自己留在这里。
为了把自己的肺病装得更像一点，郁达夫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冲凉，终于患上了感冒，不停咳嗽。
郁达夫
来到当地日本军用医院看病的时候，郁达夫还特意带了好几瓶“双清”和“初恋”白酒，以此贿赂日本军医，让他开一份肺病诊断的证明。
郁达夫拿着肺病诊断书来到了武吉丁宜宪兵队，还一个劲地不停咳嗽，这可把日本宪兵给吓坏了，担心传染上肺病。于是，日本宪兵队队长果断同意郁达夫离开，而郁达夫精心设计的逃离计划也总算没有白费。
郁达夫虽然不再给日本鬼子当翻译，但依然避免不了要跟日本宪兵应酬往来，而一向警惕的他，也终究没有摆脱身份暴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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