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使读书人即使是寒门子弟有了参加国家人才选拔的机会，所以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慨叹。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就有违背公平竞争的各种营私舞弊和投机取巧现象发生。因此，防止舞弊就成为科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带动了科考制度的不断完善。
唐代贡院假冒中第案与锁院制
科举制度从隋代肇始以后，到了唐代为保证公平取士，唐代不断完善科举考试程序及评判标准，采取了各种防范科场舞弊的措施，其中科考的考场即贡院实行锁院制度，就是为了避免主考官和举子的违纪行为。然而在贡院却发生了一起假冒堂印试图让举人及第的大案。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载，大中九年（855）三月，“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等三人伪造堂印、堂帖，兼黄续之伪著绯衫，将伪帖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等三人及第，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据勘黄续之等罪款，具招造伪，所许钱未曾入手，便事败。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
这起假冒案件发生在唐宣宗李忱即位的第九年。李忱非常重视科举，经常微服私访，以听取人们对科举取士的议论。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选拔更多的有才之士，李忱还对科举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规定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中选。同样，李忱对违犯科举制度，弄虚作假的人也毫不留情地严厉惩罚。这起案件发生后，李忱非常重视，当即下诏将主管考试的官员分别处以降职、免职和罚俸禄等处分，全部取消已经被录取的10名单人的资格，并将伪造印件和贪污受贿的官员黄续之等人依法处死。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科举考试中的营私舞弊现象。
唐代实行锁院制后，出入贡院必须要持盖有中书门下省堂印的“堂帖”，也就是出入证。但是防不胜防，黄续之收取虞蒸等人的贿赂，为了达到让这些人得中的目的，公然伪造中书门下省堂印的“堂帖”，并违规穿着绯衫，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竟然敢假冒闯关，竟然得逞。好在后被礼部贡院知贡举识破。
唐代锁闭贡院，就是采取封闭考场的方式，对举人进行考试，限制考官和考生与外界来往，防止考官、考生舞弊的一种制度。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是很得力的防范措施了。唐代实行锁院制度比较确切的记载是在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据《唐遮言》卷二《争解元》载：长庆四年李宗闵知举，李群赴举至京师，“已锁贡院，乃搥院门请引见。公问其所止，答云：‘到京后时，未遑就馆。’合肥（李群）神质環秀，主副为之动容。因曰：‘不为做状头，便可延于吾庐矣。’”这件事说明，礼部贡院在长庆四年以前就实行了锁院制度，说明锁贡院是在贡院开科之前，而且开贡院门需要知贡举主司和副主司共同商议。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礼部侍郎李景让任知贡举，《唐遮言》卷八记载了他的一件事：“以太夫人有疾，报堂请暂省侍，路逢杨虞卿，恳称班图源之屈，班图源因而得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知贡举主司主持考试期间是不准随便出入贡院的，除非有特殊情况，向当班宰相请示，才能离开贡院，正好说明锁院对知贡举主司的出入贡院是有相关管理制度的。
唐文宗大中元年（847年），兵部侍郎魏扶任知贡举，他入贡院后，曾深有体会地写了一首诗：“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讲今日负前心。”魏扶的这首诗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锁院制度的情形，以及回顾自己当年奋战考场的感受，它不仅成了唐代锁贡院的史料留存，也给了那些奋斗在科考一线的人们以鼓励。
唐代锁院制度的确立，对防范举人舞弊，监督考场纪律，保证科举考试相对公平地举行，及有效地选拔社会各阶层中的英才，都起到了积极的制度保障作用，也是科举史上的一大进步。
宋代考生贿赂考官得中引发弥封制
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各项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尤其是防止作弊上，新的举措不多出现。在北宋咸平年间，因为一次科考舞弊案，而出台了弥封试卷的措施，这就是弥封制。
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大臣洪湛、王钦若为礼部试知贡举时，有一个叫尉任懿的考生，仅仅贿赂了7锭银子，主考官就在从中选出尉任懿的试卷，使其得以中榜登第。事后，河阴人常德方将此事告发。老谋深算的王钦若是宋真宗的红人，为自保他就将受贿之事全推到洪湛身上。按当时的法令，科场受贿应当处死，由于王若钦的参与，宋真宗竟然法外开恩，特诏将洪湛削去民籍，流放儋州，行贿考生尉任懿杖打脊背，发配忠靖军服役。
但是，科场作弊案发生后，宋真宗进行了反思，为了堵塞漏洞，避免主考官作弊，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制定出台了两项考场规则，一是糊名，二是易书。糊名，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项用纸糊盖起来，使批阅试卷的考官不知道手头的卷子是何人所作；易书，则是在考生交卷后，另外由考场专雇的誊录人员，将考生的试卷重新抄一遍，再交考官阅看，这样就连考生的笔迹，考官也无法认出来了。
其实，宋代预防科场作弊，在报名的时候就开始把关，学子需要提供“家状”和“保荐”信息。家状，就是现在的报名表，表上要填写考生的姓名、署年、举数、乡贯等身份信息，以防止替考。保荐，就是现在的保人，有人担保考生身份的真实性才能参加科考，规定“既集贡院，十人或五人同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凡发现弄虚作假的，保人就要“连坐”。当时的考生资格审查也是很严格的，凡是“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等均不得参加科考。
同时，对知贡举即主考官也有相应的限制。根据宋代官、职、差遣制度，知贡举官是临时任命的一种差遣，并且增设权同知贡举若干人一起主持，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而且宋代仍然实行锁院制，主考官在考试期间必须要住在贡院，不能和外界沟通，这样就防止了受贿事件发生。
宋真宗创立的封弥制度最早在太宗淳化三年就有了雏形，“苏易简知贡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直到真宗景德四年，因为科考舞弊案的发生，宋真宗令礼部糊名考校。封弥法最先实施于殿试，随后推广至省试、发解试、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到了仁宗时期，当时的宰相韩琦奏请“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自今封弥、誊录如礼部”。
但是封弥法并未完全杜绝科场中的舞弊现象，做记号、识笔迹等作弊行为仍屡禁不止，宋真宗接着又推出了誊录法。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设置誊录院这一机构。誊录法的实施，有效地杜绝了“识认字画之弊”。
这些科考制度的推出，严格了科举考试流程，科考防弊措施更加周全，考生们拥有更加公平的考试环境，这也是北宋中期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这些考试防弊措施，使得下层的普通学生拥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充分调动了考生的积极性，改变了学生的命运，这对现在的考试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明代科考舞弊案催生分省录取
为了选拔人才，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科举考试，对舞弊案格外厌恶。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又到三年一度的会试，朱元璋在主考官的选择上很慎重，他反复斟酌，最后选定85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白信蹈等人为主考官。科考正常进行，最后录取了宋琮等福建、江苏、浙江等南方籍考生总计52人。到了三月，朱元璋亲自主持廷试进行了策问考查，最终钦定福建陈安为状元，应天尹昌隆为榜眼，浙江刘仕谔为探花，此次考试的录取榜被称为南榜或春榜。
这本来是正常科考流程，但是因为“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其中没有一个人来自北方，尽管宋代以来的科举考试中试者多为南方人，像这样北方士子全部落第的情况却是前所未有的。考生都知道主考官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北方士子就以此为由，认为南方籍的主考官刘三吾等人科场舞弊，偏袒南方士子，有偏私其乡的嫌疑。北方士子在京城闹得越来越大，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帝怒所取之偏”，为了公平起见，朱元璋任命张信等12人组成复查组，其中状元陈安也被要求参加，复查组对所有试卷进行复查。复查组认为北方士子的试卷的确不如南方士子的，甚至北方士子的试卷还屡有犯忌讳现象出现，因此拿出了维持原榜不变的复查结果。
复查的结果公布后，北方士子仍然不服，称复查组故意挑出北方士子错漏较多的试卷复查，欺君罔上。朱元璋这次真的发怒了，“悉诛信蹈及信、安等，戍三吾于边”，把张信、白信蹈、陈安等人一并处死，刘三吾因为年迈免死，被贬戍边。
不久后，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朱元璋亲自组织阅卷，在北方士子的试卷中挑选文理优长者，录取任伯安等 61 人，于当年六月再次进行廷试，发榜“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所录全部为北方士子，事件遂告终结。这次的录取榜则被称为北榜或夏榜。
此事件也为实行“分省录取”的制度提供了契机。本来明代乡试的举人数量在朱元璋时期是没有定额的。洪武十七年，朱元璋曾专门下诏令诸州县不拘乡试额数。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出台的政策，因为当时刚刚经历元末的战乱，读书人稀缺，百业凋敝，所以就没有限制名额，有利于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而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执政后，天下承平日久，各地早已人丁兴旺，文教昌盛，如果不限定各地举人数量的话，南榜北榜的事件就会重现，因为僧多粥少，录取人数是固定的。所以在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决定，各地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的数量。当时规定的各地的额数指标为：南京国子监和南直隶八十人；北京国子监和北直隶八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江布政司四十五人；福建布政司四十五人；胡广布政司四十人；广东布政司四十人；河南布政司三十五人；四川布政司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趾各十人，贵州则可占用湖广的名额。分省定额的制度确立后，但额数却时有增加，等到了明末，南北直隶的额数已经达到一百三十多人，额数最少的云南额数也增加了数倍。
这种分省定额的确立，最大限度保证了制度上的公平，同时也促进了北方及西南偏远地区的文教建设，同时也增进了南北士子之间的相互交流，发达地区的士子便想方设法落籍在偏远地区，那样得中的机率就高，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移民”。明代的“南北分卷”及“分省定额”制度也为后来的清代所沿用，甚至于今天的高考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因为它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却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考”方法。
来源：《公民与法》（综合版）杂志、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