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对了解士人在政局变动甚速的南宋政局中仕途顺遂与否，具关键性。其实不管是哪个朝代，官场中的人际关系都与个人利益权势紧密相关。

宋代士人透过科举争取仕进，入仕之后，须获得长官的荐举，才能晋升高位。荐举制度，使士人从学习到任官的过程，除家族、婚姻之外，尚须以才学、嗜好、理念，与长官、前辈乃至同学、同乡、同年、同僚交往，综合一起才能发挥个人仕途上的积极作用。

由于受教育与任官的过程长、变动大，因此经营人际关系是长期的。不过因为政局变动频繁、执政更迭迅速，高官进退容易牵动相关师友的仕途荣枯。

“连坐”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像南宋初年宰相赵鼎被贬，受牵连被整肃的幕僚、亲友，多达三十多人。孝宗以后的政治运作虽稍减肃杀之气，突显包容之道，但在与金和战路线之外，又夹杂道学与政治的纠葛，使政局的变动、执政的轮替、路线之争更为频繁，让参与其事的官僚群体命运瞬变。

政治环境的变动趋于常态化后，士人为避免在政局与人事变动中影响仕进，着力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

除部分显宦名儒无视荣辱、坚持己意之外，一般随从者则会在既有的人际关系外，寻求庇荫的途径，或转换心态依附新贵，以趋吉避凶。

不过，此一作法，在传统社会容易招致批判。因此在记录个人的传记中，对此种心态乃至行动上的改变，多略而不谈，或是委婉辩解。这种现象可以在孙应时的生涯中，明显呈现。

孙应时出身于以儒为业、争取功名的清贫家族。自幼努力举业，在太学期间师从陆九渊等道学名儒，转益多师。中进士后为求仕途顺遂，不论在亲近道学的史浩家任教席或任亲民官，均广泛结交同道。

此时，道学名儒之间，虽有学术争锋，但其谋得君行道、参政的气势正盛，而与执政官僚爆发争执。孙应时适逢其会，每为道学发声。孝宗逝世后，政局遽变，孙应时的师长陆九渊、史浩已死，朱熹被罢，他虽晋升京官并任常熟知县，致力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但受韩侂胄、赵汝愚争权，庆元党禁之累，被视为道学余党，处境艰难。

为化解危机，他转而向与韩侂胄关系密切的张孝伯、赵彦逾寻求救解。最后在张孝伯救护下，获得平反。

孙应时曲折的故事，诉说着一个基层士人在政治的多元处世之道。

在党争对抗中，个人对应环境的因应之道，更值得关注。细究每位参与者的生命历程，会发现这些人群体意识并不强烈，后来的遭遇也因人而异，差异很大，很难视为“集团”。

如被列入党禁名单中的项安世、周南、黄度、叶适等人，除了短时间被罢之外，因分别与钱象祖、韩侂胄的关系，参与韩侂胄所推动的北伐军事行动，反而在后朝遭贬。孙应时、王神，虽未列党禁名单中，却也受到牵连，后因得钱象祖、张孝伯等与韩侂胄关系密切者的救助，才免于祸。

反之，许多在党禁过程中打压道学的重要角色，却在后朝或得以全身而退，且境遇荣枯有别。这些官僚的不同遭遇与结局，固与心态转变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人际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可见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影响士人的命运与仕途顺逆的因素很多，人际关系的作用不能低估。同时，持集体性或前后一贯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是过于简单且有盲点的。

因为在一切政治活动中，观点差异只是暂时的，自身利益才是永远的。

攻朱熹党人的大臣倪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倪思(1147一1200),字正父，号齐斋，是湖州归安人。乾道二年(1166),二十岁那年中进士，三十二岁中博学宏词科，又通过馆职试，历任国子正、太学博士、太常博士、校书郎、秘书郎、中书舍人等，属于宋廷培养政治菁英的清要职务。四十五岁就位居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他的才学能力均获肯定，平步青云，仕途顺遂。

不过，倪思耿直批判朝政与秉政者的个性，让他在后面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屡次受挫。

倪思在孝宗、光宗二朝，批评朝政的弊端，特别对近幸、后党侍恩预政的批判，曾获宰相赵汝愚“谠直如此，吾党不逮”的赞誉。庆元元年(1195)被召为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赵汝愚的政敌韩侂胄表达对他的期望说：“国事如此，一世人望，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对他言行多所肯定，希望他能共秉朝政。

但因性格耿直，意见多与秉政的宰执不同调，从庆元二年(1196)起，连遭劾罢。开禧二年(1206)秋，倪思再度入京，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向宁宗直谏政坛上存在无耻的风气，说：“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甚者匍匐门窦，称门生不足，称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谀文丰赂，又在所不论也”，并指当朝权贵韩侂胄与唐朝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相似。这些言论，让韩侂胄十分愤懑，并唆使监察御史毛宪论劾罢倪思。

韩侂胄被诛后，倪思与楼钥等人再被召入京，是更化朝政的要员。他任兵部尚书兼侍讲（相当于今天正部级），在参与与金议和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处置韩的余党。

然而，倪思又因耿直的个性，再遭废罢。他既对宋廷追赐赠宁宗第八子垍为太师尚书令抗议，又一再针对新权贵史弥远任中枢表达异议，随即被其他人联合逐出朝廷。从此乡居十年，于离定十三年(1220)十月卒，享年七十四岁。一个正部级官员死后连个谥号也没得到，这在宋代政治间是不多见的。

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倪思获得平反。要想解开倪思的仕历与死后地位的变化之谜，在他的个性之外，尚须从人际关系去了解影响其地位、声誉荣枯的因素。

由于倪思甚早参与政治，且发迹甚速，在不同职位与同僚相交，而相互扶持。他先后与王淮、周必大等宰执，及楼钥、杨万里、叶适、卫泾，乃至魏了翁、袁燮、真德秀，刘宰等人，广泛交往。

但他个性耿直，发言多与当道相忤，并非甘愿唯伏于一人之下，导致屡起屡倒。在政局变动、政争激烈的宁宗一朝，先后得罪周必大、赵汝愚、韩侂胄。特别是韩侂胄秉政时，他虽两次召用，都以直言被罢。倪思并不是一个党附谋利、见风转舵的投机者。这样的个性处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不仅仕途升黜变化大，而且容易影响政治地位或历史评价。

像倪思这样仕历变化甚巨的士人官僚，在南宋中晚期并非个案。总之，快速变化的南宋政局，对大小官员都带来冲击，既影响仕进，也出现各种复杂的遭遇与因应之道。

不同的性格特点，都影响其生平仕途是否顺遂。但以倪思为代表的政治家，无论其个人是否性格莽撞，但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却并不是莽撞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回应了其能在政治高层循环往复生存的疑问——真的是做人留一线，日后留一路，人际交往重在平时。

官场思维洞悉宦海人脉的血酬定律364篇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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