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母王淑贞，她待我胜过生母，更胜过我的继母，她用她的生命救了我的生命，对我真是恩重如山。

十四岁时，我和义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她已经守寡多年，独自一个人吃斋念经，依靠做针线维持生计。她怜悯我们兄妹是没娘的孩子，常常给予我们精神上的安慰。我结婚后，有了孩子，她对孩子特别疼爱，孩子成天在她家里吃喝、玩耍。渐渐她离不开孩子，孩子也离不开她了！

她讲理，但不受人欺侮。她不像一般的“善奶奶”逆来顺受，得过且过。有人如果冒犯了她的尊严，她绝不留情。若遇不肖之徒，她气急时，也破口大驾。所以邻里间都敬畏她、称赞她，她有着很高的威信。她的贫而有志的品格，对我们一家都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对我女儿影响最大，宁可受贫，也不沾人一分钱的便宜。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住在庆阳路东头，那时叫下东关。因为要拓宽马路，把我们住的半个院子拆迁了。加上1954年我爱人参加工作，女儿没人照管，她老人家主动提出把孩子交给她，她体念我当时经济困难，不要钱。以后我们经济略微好转时，给她每月五元钱，后来增加到十元。唉！只不过象征而已。

1958年2月我被打成“右派”前，预感形势不妙，心情非常悲苦，感觉自已霎时变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成了断缆的小船，茫然地四海飘零。那时我成夜地睡不着觉。她老人家也从我的眼色中看出了端倪。事不得已，我请她同我们搬到一起住。她听了以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借了一辆架子车，连夜由下东关往木塔巷搬，我抬她的两口锁得严严实实的木箱子时，重得要命。我问：“箱子里装的什么？”她很不高兴地回答：“你问那么多干啥？”我不敢再问，只好分两三次拉到了木塔巷。那时，我已经是兰州市文化局艺术科的副科长，拉架子车还不好意思，但是她非要我自己拉不可。后来才知道这两口箱子里装着三百斤白面和三百多斤粮票。这是自从粮食定量以后她暗暗存下来的。这三百斤白面和三百多斤粮票，使我们一家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时期。从那时起，我对她老人家的预见性，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以后无论什么事，我都要向她请教。

那时她每顿都给我们吃干拌面，自己却吃洋芋糊糊，即使我们说死说活，她也不吃一口干拌面。在那个荒年严重时刻，有的家里父子、夫妻都按定量各吃各的，而我的义母宁可天天饿肚子，也要让我们一家三口尽量饱。

在最困难的时候，她连自己老早做好的棺材也卖了，让我们一家吃饱肚子！到“文化大革命”时，她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病倒了！那时我的女儿得了肾炎，我又处于随时被揪斗的状态，顾小不能顾老。那时她老人家生了褥疮，我无力送一老一小住医院，心如油煎。真不知那些苦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1967年义母撤手人寰。如果不是为了我，她应该能多活几年的。

义母苦了一辈子，难道是为了救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吗？亲爱的母亲，这篇文章，权当七十六岁的儿子为您献上的一炷馨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