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分书籍 （资料照片）

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通常称为“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上海创办第一个人民出版社，由曾参与编辑《新青年》月刊、主编《共产党》月刊的李达负责。从此，“出版社”的名称正式亮相，并逐渐流行。

成果卓著

李达于1920年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后担任代理书记），在中共一大会议中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即中共二大会址)的寓所，成为人民出版社社址。

此系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屋，青砖清水外墙，鱼鳞状的黛瓦，门额有取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的“腾蛟起凤”四字；石料制成的门框两边为清水红砖壁柱，壁柱顶端点缀西式砖雕，厚实的黑漆大木门挂着铜环。李达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回忆：“从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央工作部都只有三个人，次（此）后只有二个人”“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九种。由于受经费、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终这批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时间，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中译单行本等，还有重印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等，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等4种小册子；另外，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张小曼的《我的父亲张西曼》谈道：“1920年，父亲将自己从1918年开始翻译的由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出版了单行本”“以李达为首的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如今在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和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都藏有1922年1月的人民出版社的第一版”。

特色鲜明

李达在主持人民出版社期间，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并入由上海迁往广州的新青年社。该社独立存在的时间虽不算太长，但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我国现代革命出版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当年的人民出版社具有以下特点：善于进行编辑策划，在短时间内便拟就“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这3套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尽管最终因受条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书籍；高度重视编译质量，在推出马列著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要求译文准确，译书工作主要依靠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党内同志(如李达、沈泽民、李汉俊等)；及时打通发行渠道，既利用书店又依托各地党组织，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并达到不小的印数。

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这样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作者：明惠

编辑：杨骁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