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这个称呼在我国起源很早，在先秦典籍中它具有多种含义。我国古代往往称男子为士，故《诗经》常以士、女对称。

商周时期，士既泛指包括诸侯在内的各级贵族，又专指贵族的最低等级，“公食贡、大夫食邑、土食田”(《国语晋语》)。此外，西周春秋时的自由农民也可称为士，“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礼记曲礼》），因为士的本义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士从“十”从“一”，象以物插入土中，《说文》:“士，事也”，这里的事指农事，故知士也称耕作者。但在多数场合，士常指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担任一定职务的特定社会阶层，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初期阶级结构中的等级之一。

士处于社会等级的中间，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部分士作为贵族的最低等级，是统治者、下级奴隶主；而另一部分士则是自由民，是被统治者，但他们在被统治的自由民中却是地位最高的，故当时有“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的说法。

春秋及其以前的“士”，主要为武士。西周时自由农民有出赋的义务，主要是兵役，每家出一人，二十五人为兵车一辆，车的上下共有甲士十人，这些服兵役的人就是武士。另外还有一种武士，他们一方面充当大奴隶主的侍从、护卫，另一方面在战争中担任冲锋陷阵的角色，以勇力见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职业武士。所以战国以前称“戎士”、“男力之士”、“射御之士”和“甲士”等十分常见，这些都是武士的别称。

我在头条号发有一小文《春秋与战国作战的五大不同》，即说过春秋车战，战国步战。

奴隶社会的士常受宗法制支配，士不仅对大夫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即“大夫臣士，”而且本身也要按血缘亲疏关系来区别大宗，小宗，其内部还要按宗法分成几等，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别。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宗法制动摇，加上兼并战争的不断扩大，私学兴起，政治局势风云多变，士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士。这些士与具有浓厚宗法关系色彩的旧士不同，他们较少受宗法关系的束缚，行动较为自由，与主人没有绝对的隶属关系。

新出现的士在当时社会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四处奔走的游说之士（也称策士）和聚而讲学的文人学士。游士在春秋时就已出现，齐恒公聚“游士八十人”，战国时游士蜂起，“是时诸侯多辩士”(《史记吕不韦传》)。最典型的是纵横家苏秦、张仪。苏秦奔走于山东六国间主连横之说，张仪来回于秦楚齐之境主合纵之说，他们以善辩的言辞、机智的判断和丰富的知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拜相印，显赫一时，使游说之风大盛，游士成为影响当时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学之士的出现，与私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当政者大力提倡文学有关。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各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文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韩非子显学》)，聚徒讲学成为当时培养文士和形成文士集团的重要途径。齐国临淄的稷下学馆就是文士聚集、讲学论辩的场所。当时聚集在稷下学馆的文士多达成百上千人。著名文士有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荀子也曾到稷下游学。孔子在鲁国聚众讲学，称有弟子三千，高徒七十二人。

私学的兴起和文士集团的形成，大大改变了奴隶社会士的含义，从此以后，即春秋末到战国，土分文武两途，而一般笼统而言的士，主要也就是指以读书求功名的文士了。士的成分也逐渐复杂起来，大批庶人工商出身的人涌入士的队伍中来，大大改变了士阶层的来源，因而，进入初期封建社会的士与奴隶社会的士已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士从武士蜕变为文士，秦汉以后，士一方面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又成为官僚集团的代称，处士、士人、士大夫、士族等不同称呼，表明士的内容又有进一步变化，但从总体上说，春秋战国以来，士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它主要是指儒家化或官僚化的读书人。

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士，不少人纷纷投身于政治斗争中去，为新时代的到来推波助澜。如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都沉重打击了奴隶制度，而李悝、吴起都是卜商（子夏）的弟子，文士出身。

此外，春秋战国时兼并战争的不断进行，各国诸侯在兼并战争中，竞相拢络人才，大开“礼贤下士”之风，许多卿相门下大量养士，而士也积极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使中原地区从诸侯林立割据的局面向统一的帝国过渡，为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时期士阶层中的杰出代表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们著书立说，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著作，建立了各自的学术体系，奠定了中华民族丰富文化遗产的基石。

结语 商周时期，士既泛指包括诸侯在内的各级贵族，又专指贵族的最低等级，西周春秋时的自由农民也可称为士。当时的士，主要为武士。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和文人学士大量出现。此时，一般笼统而言的士，主要就是指以读书求功名的文士了。士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对推动历史前进具有重要作用，其杰出者著书立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