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中华之漫步延安（散文）-网络知识

延安，古称肤施、高奴、延州，约3万年开始有人活动，延安之名始见于隋朝。

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相传人类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三黄一圣”（黄帝陵庙、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革命圣地）享誉中外。

虽然自先秦以来，延安开始出现在历史典迹中，但真正让延安盛名远扬的，是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13年，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谱写了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

回望历史，红一方面是军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只约7000人，加上刘志丹的约3000人，徐海东从大别山带来的约3000人，只有约1.3万人，加上后来陆续到达的红二方面军约1.1万人，红四方面军约1.4万人，总共约有3万多人。即便加上后来改编的新四军约1.03万人，也不到5万人，为什么这5万人能不断发展壮大，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拥有一个全新的中国？

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来到了延安，我要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来寻找答案。

我走进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走进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部旧址王家坪，倾听了地道的陕北民歌，观看了安塞腰鼓表演，爬上了清凉山，俯瞰延河水滋润的延安城。

入夜，沿延河漫步。沿河两岸车水马龙，流光溢彩。始建于唐朝的宝塔昂然挺立，熠熠生辉，各种激光在宝塔山㳘动，流动出各种鲜活的画面。凤凰山上，由灯光组合成的长城蜿蜒向上，直上云霄。置身其中，仿佛走进了梦幻、童话世界。心里也生出了激动来，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啊！

我走进了延安圣地大剧院，观看了中国首部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眼含热泪向那个还不太遥远的年代致敬！

我走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继续回望那个时代。

我走进了凤凰山麓、杨家岭、枣园，仔细观看了毛泽东等人工作和住居的窑洞，十分简陋。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团队的负责人蒋介石，我曾去过南京的总统府、浙江奉化溪口蒋氏老家、庐山的美庐以及西安事变发生地临潼华清池，在与毛泽东在延安差不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的住地与毛泽东是天壤之别。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毛泽东在延安的四个住地，我没有看见或者发现一个地方含有带自来水的卫生间，而蒋氏，带自来水的卫生间必不可少，还有那个时代的希罕物，坐式马桶也不可或缺。

当然，胜败不是以住地好坏为标准的。

在毛泽东与世长辞多年后，我曾去过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我看到了影视和照片中经常出现的那个一点也不宽大的办公桌和台灯，我看到宽大的床上堆了不少书。当然，我也看到了坐式马桶。不过，此时候的坐式马桶，已经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了。

曾经以为，中共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是中共胜利的主要原因。可1937年7月，蒋介石也同样举着这面旗帜，他在庐山抗日宣言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那么，什么是中共胜利最主要的原因呢？

这让我想到了政党的主义，国民党有三民主义，共产党有共产主义。从字面来讲，无论实现如否，共产主义肯定比三民主义好理解些，但要说这是共产党胜利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似乎让人感觉不踏实。

我走近为人民服务演讲台，望着张思徳背负着木炭的雕像沉思，延安不仅有为人民服务精神，还有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还有抗大、整风、南泥湾、延安县、劳模等精神，这些原生态的精神，又被后人总结、提炼、升华为延安精神，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难道廷安精神是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共产党的胜利有数十上百条原因，那么，什么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呢？

1948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而1939年10月，毛泽东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抹去历史的烟尘，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我认为，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条，六个字，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条最管用，最实在，最通俗易懂，最结合实际，最契合当时中国90％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农民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约90％。而农民中，约90％是文盲，短时间内，他们还懂不了那么多大道理。“打土豪分田地”却简单明了，推行起来阻力不强大。从1928年开始，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强有力地推行了这项政策，从而赢得了农民，赢得了农村。最后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所以，陈毅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迎着朝阳，我向宝塔山攀登，来到宝塔面前，凝视着宝塔门楣“俯视红尘”四个字。

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来到这里，看到延安变化不大，十分愧疚，十分伤心，十分自责。

攀登，向宝塔山最高处摘星楼攀登。气喘吁吁，汗湿衣衫。

终于及顶，环顾四方。连绵起伏的群山面对面站立着，忠诚地守护着延安；缓缓流淌的延河水，无私地滋润着延安。

延安，延安，这不是1947年8月，蒋介石看到的延安；不是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时的延安；也不是1973年6月，周恩来离开时的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