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将我特招入伍，想将我培养成技术骨干，而我却留在了特务连-网络知识

#头条创作挑战赛#

一个迟到的歉意

陈光建

这世上最说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人的一生。因为你不能选择所处的时代，也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更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人生。你来这世上，只是一个偶然，亿万年的时空，才轮到这次机会。你来做什么？能做什么？无人知晓。所以，昔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啊。当然，在一些人生的岔路口，你有选择的机会。至于对错，不是全凭运气，也许是各人对于客观的认知。

当过兵的人，都有各自参军入伍的经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不是通过征兵办入伍的。这其中的际遇，纯属偶然。前因后果，说来话长。

一九七零年，我十七岁，那正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年龄。多年后，父亲曾说，如果当年有一位读过书的人指点一下，或许我的人生会是另外的状态。父亲幼失怙恃，没有读过书（参加革命后的文化补习，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读书），身边也缺少这样的同事和亲戚。印象中有一位，却远在上海。其实，父亲所说的读过书的人，是指能给少年引路的人。年少懵懂，需要引导。

那个时候，我很想读书。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写过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命题作文，许多同学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科学家，当教师，作家等。我却因为刚看过一册讲述解放军骑兵团英勇杀敌故事的小人书，写了一篇想当骑兵的作文。幻想自己长大后参军当了骑兵，骑着骏马驰骋在边疆的原野，保卫祖国。老师的评语是：不管你有什么理想，都要好好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考试，我的语文和数学考了年级第一名，三个自愿全填了成都四中。梦想着四中高中毕业后，接着考北大，这是我给自己拟定的人生规划。四中，就是现在的石室中学。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人才辈出的成都名校，是许多同学梦中的学府。遗憾的是，未及入学，便遭遇文革停课。一九六八年九月复课，我被统一分配到成都五中以后，又面临所谓的教学改革，教师们忙着“斗、批、改”。加之学工学农学军，耗去大半时间，语、数、外三门课程，竟记不起到底学了些什么。当然，也有同学在父辈督促下暗下功夫，这些父辈多半都读过书，他们知道，人来世上，一定要读书，才能成为对社会更有用的人。在这种浑朦的现实中，我也实行了自我救赎，抱了父亲书架上单位发的《干部必读》，《哲学大辞典》，似懂非懂地看那些能“使人聪明”的词条，因为有人说“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四十年后，当自己感叹年少的迷茫时，我的二弟，那个当年跟在我后面的同学（读五中时，我们分在一个班），却成了云南师范大学哲学和法学学院院长，云南省哲学学会会长。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人做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究其根源，我的自我启蒙，一个看似随机的举动，在他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记得一九七三年，二弟考上四川大学，在填写自愿时，曾征求我的意见，我从西藏边防写信给他谈了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志愿就是选的哲学系，并在信上附录了毛主席语录“让哲学成为人民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看来，人不仅需要有人指引，同时也会影响他人。

一九七零年末，东北边防部队来学校征兵，我也报了名。一些同学通过体检审查参了军，另一些有门路的同学也穿上军装走了。我没有走，原因是血压波动，体检没有通过。敲锣打鼓地送走那些平时要好的同学，回到家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整日昏昏欲睡，情绪低落。父亲发现后问我原因，我随口说想当兵，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安慰我不要着急，想想办法再说。父亲从不愿轻易开口求人，这次他找了自己的同事帮忙。同事的弟弟是十一师刘长永副师长，彼时正好在成都军区开会。听说我曾学过无线电收发报，他同意抽空一见。后来知道，刘副师长曾在通信连队工作，对经过正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的我，有一种职业的亲近感。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有无线电收发报的学习经历，他未必会见我。

见面那天，父亲嘱咐我带上自己的运动员证书。当我找出这本珍藏的无线电收发报三级运动员证书，看着上面的收发报成绩，和卡在十二岁照片上的体育运动委员会钢印时，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一九六三年，我十岁，读小学三年级。一次学校少先队活动，组织到成都市文化宫参观青少年学科学成果展览，展台上陈列着学生自己动手安装的矿石收音机，从那些简陋的盒子中发出的声音，虽然带着电流丝丝的杂音，仍然令人羡慕。辅导员在夸奖了这些收音机的制作者后，激动地说，将来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希望同学们从小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过了一段时间，学校组织课外兴趣小组，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无线电工程的小组，想学习安装收音机。

第一次小组活动，我们到位于贵州馆街的成都市无线电俱乐部报到。这是清末贵州会馆的旧址，老式的三进四合院里，聚集了两百多名前来报到的各个学校的学员。最终，我被分到无线电收发报班，与学习安装收音机的初衷擦肩而过。收发报班大约有一百多人，分为四个班。俱乐部领导讲话后，当天就开始训练。每个学员领了两厚册印着格子的抄报纸和两支HB中华铅笔，这是一周的耗材。另外，每人还配有一副耳机，一台电键。女教员王骧，是成都二中毕业的高中生，无线电收发报二级运动员，当年十九岁。

第一周，教莫尔斯电码短、长、字码的组成，这需要花时间硬背。一些同学感觉枯燥，很快便放弃了学习。我对电码感到好奇，不断变化组合的滴答声，刺激神经，使人心绪随之起伏，自觉愉悦。每天放学后，我从学校直接到俱乐部，先将当天的作业完成，在俱乐部食堂吃完晚饭，于七点开始两个小时的训练。

一个月后，教员宣布开始淘汰不及格的学员。半年下来，原来四个班的一百多名学员，只剩下三十人，调整到一间教室里。无线电收发报的训练，是一个机械记忆，熟能生巧的过程。在抄报时，大脑神经的细微反映，经过长期反复强化，使抄报者能在规定时间内，抄写更多的字码，并减少失误，提高收报的准确率。而发报时，手指及手腕的规律运动，指腕的协调配合，能够准确清晰地将电码拍发出去。经过一年多的系统学习和训练，班里有一些同学经过考核，取得了无线电收发报少年级运动员证书，我落后了。

为了证明自己并不笨，我加强了训练，别人休息时，我仍在练习抄写，拍发电文。星期天，我总是第一个到俱乐部。这引起了教员的关注，她肯定我的长处，并及时矫正我的发报姿势。发报时，我的点划扎实，节奏感强，为拍发提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抄写电文时，从容流利的行笔，以及压码的游刃有余，成绩很快就追上别的同学。在一九六五年五月的考核中，我的成绩达到无线电收发报三级运动员的标准，获得了三级运动员证书。教员在颁发证书时，特别向同班学员说明，我是成都市无线电俱乐部成立以来，年龄最小的等级运动员。并鼓励我好好练，争取早日考取运动健将。那时，进入成都市体育场需要买门票，凭运动员证书可以免票。一次去体育场，当我将运动员证书递上时，检票员很疑惑，这么小就是运动员了？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每天都泡在俱乐部教室里，有时，快机和振荡器几乎为我一人专用。练习收发报并没有影响我的日常学习，变化的电码声，对人末梢神经的不断刺激，培养了注意力的专注，也提高了对客观信息的快速反应能力。在取得三级运动员证书的同时，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在学校本年级名列前茅，看来，这多少与收发报的训练有关。

一九六六年初，教员通知我，以后在俱乐部食堂吃晚饭不用再交钱了，因为国家补贴了一餐伙食费。当时收发报班只剩下四、五个经过政审的学员，是俱乐部为部队和新华社相关部门定向培养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尖子，我是其中之一。在我的收发报成绩里，一些项目已经达到一级运动员的考核标准，准备参加运动员等级考核。

一九六六年以前，无线电收发报是一项竞技体育项目，俱乐部的学员会被选拔参加比赛。记得是一九六六年的四、五月间，我参加了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收发报济南邀请赛，比赛成绩由俱乐部寄往济南。在我发报时，打孔机根据振荡器的节奏将电码的点划准确记录在纸带上，再将纸带寄往济南，交比赛组委会审核。监督的教员用尺子量过纸带上电码与电码之间孔洞的间隔，结论是非常均匀，失误极少。参加比赛以后，我的小学毕业考试开始，成绩公布，考了年级第一。七月放假，我仍习惯性地到无线电俱乐部训练，却发现俱乐部领导和教员都到体委搞运动去了。教员甚至将到成都西郊体育场辅导成都大学民兵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的任务交给我，替她当了一个多月大学生的小教员。

在俱乐部训练时，时常有成都市邮电局电信科的资深报务员来俱乐部观摩学员训练，一位老报务员曾问我愿不愿意到邮电局工作。那时，自己一心想读书，就婉拒了他的好意。八月，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成都市无线电俱乐部关上了大门，之后，我再没有回去过。

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七零年末，四年多时间过去，我手指上因发报打起的老茧早已蜕尽，我以为花费时间和精力学的屠龙本事，这辈子没有地方施展了。及至见到刘副师长，他看过我的运动员证书，并了解了学习经历后，询问我是否熟悉部队的电码组成规律时，我激动地说，知道，知道！他说西藏部队生活比较艰苦，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心想，这下找到用武之地了。明天就去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报到吧，刘副师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作为十一师的特招兵，就这样入伍了。回想起来，其中有太多的偶然，理不出头绪。也许，这就是不可捉摸的命运吧。

新兵进藏以后，我被分到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务连。因刘副师长事先通知了团司令部通信股，一日，该股和通信连领导将我请去，考察我的无线电收发报技能。虽然已有四年时间没有接触电键，毕竟经过三年严格的正规训练，应对比较自然。领导认为以我的技术水平，可以在熟悉操作程序以后直接上电台工作。后来，因为自身的某种原因，我没有去通信连，留在了特务连。一九七三年，刘副师长调西藏军区工作前，曾来连队看过我，在了解我没有去通信连的原因后，并没有责备，而是嘱咐我好好学习和工作。我在特务连，由工兵排战士调任文书，因工作努力，多次受到连、营嘉奖。但是，我总觉得对不起刘副师长，当年，他将我特招入伍，一定是想把我培养成部队的无线电收发报技术骨干，因为无线电台是首长的耳目，部队的神经。搞过报务的战友都知道，每一个电码都可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都关乎部队战士的伤亡，你的三根手指头联系着千军万马。现在想来，不管是什么原因，没有去通信连，我都辜负了他的期望。

今生，与刘副师长仅有两面之缘，一九七三年卧龙台一别，竟成永决。我于一九七六年退伍回成都，再没有机会见到他，也没有见他的勇气。今年三月，在雪域老兵吧发表《本宗渡口》一文，与失联多年的战友取得联系后，我托战友打听刘副师长的消息，想向他汇报自己的近况，并且为我当年的选择致歉。得到的回复是，他已经于几年前去世了。我心里的那些话，已无处述说，后悔莫及。

我想告诉他，我编写的《清远堂遗笺》一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国家图书馆和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都收藏了这册书。当年，在学习无线电收发报过程中所养成的较真，以及坐得住，静得下来的习惯，和在部队锻炼中培养的韧劲，现在，刚好用在文史资料的辨识整理上。编辑这册书，是在既没有单位立项，又没有专门拨款，更没有专业团队协助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耗时五年完成的。这既是对自己综合能力的检验，也是对自己退休以后，自觉补课的一次考核。当我听到一位文史专家对此书的评价，说我“做了一件令专业人员汗颜的事”时，我感到的不仅是自豪，更为我曾经是十一师的战士而骄傲。我们红军师的战士，不仅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同时，也能在文化领域“之乎者也”的简牍信札中攻城拔寨，这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队。

因为当年没能进入成都四中（今天的石室中学）学习，成为我终生的遗憾。又因所编书中的一些人物与学校有关，我捐赠了一册书给石室中学受之图书馆。学校需要作者简介，我在自己的姓名前冠以“私淑校友”。捐赠仪式上，学校领导将“私淑”二字去掉，说我就是石室中学的校友，并以我的著书经历激励高三学子，让我感到莫大的荣幸。今生没能进成都石室中学和北大学习，而我编的书却留在了石室中学和北大的图书馆，这难说不是人生的意外。

人生固有未知，但是，许多经历一定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当初……，也许……，可惜人生没有假如。所以，我感谢在无线电收发报训练中看似枯燥的，日复一日的重复，磨练出了今生耐得住寂寞和较真的心性。我感谢在卧龙台三十三团特务连所经受的锻炼，留给我一副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毅力。我没有进过大学的校门，但我却在部队这所大学里养成了内在驱动的自觉学习，不断学习的习惯。而这些经受的磨砺，和养成的习惯，正是我晚年著述的资本。

如果刘副师长能听到我的这些汇报，我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我会怀念他，因为，他是决定我人生走向的一位引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