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北230公里外燕山深处的一处河谷中，坐落着一个小城，一条不算宽阔的武烈河（旧称热河）穿城而过。这座小城在元、明两代曾是喀喇沁、翁牛特等蒙古族的游牧地，在清朝初年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村落。但自从清康熙年间一座巨大的离宫别苑开始于此地营建，这个小村落迅速发展成为京东北一个重要的城镇，并一度成为清王朝仅次于帝都北京的第二政治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正是由于这座离宫别苑的存在，这座城市如今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夏季避暑胜地、国际性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承德避暑山庄中偶遇鹿群
这座小城，就是承德；这座离宫，就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
提到承德避暑山庄，想必朋友们都并不陌生，可能不少朋友都去过那里。但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皇家园林、离宫别苑，是供古代帝王游赏、休闲、处理政务的地方，往往追求舒适便捷，一般都修建在都城附近，而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将避暑山庄营建在距离都城四百多里的地方、隐藏在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呢？为什么有人说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统一帝国的版图模型呢？这座山庄的设计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座山庄的外围，有不少汉式、藏式或汉藏混合式的寺庙，它们以“众星拱月”的态势环绕着山庄，那么这些金碧辉煌、气势雄伟的庙宇究竟是为了何种目的而营建的呢？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修长城的朝代，那么它是如何解决北方边患和来自沙俄的威胁的呢？为什么很多人说避暑山庄就是康熙帝战略设计中的“北疆长城”？而避暑山庄又是怎样成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的呢？它又是如何见证清王朝的兴衰与荣辱的呢？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康熙皇帝的一份上谕说起。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很多朝代都有修长城的习惯。自从秦始皇连接战国时期各国长城、始建万里长城开始，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族入侵就成为历代解决北方边患的主要选择。明代为了防范来自蒙古等族的入侵，也大修长城，而且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著名的长城都是明长城。虽然清代政权达到了中国专制集权的巅峰，康雍乾盛世也常常被认为是“饥饿的盛世”，而且这三朝文字狱案件频发，这些都是清朝政治饱受后人诟病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学识、个人能力、胸怀、人格的健全程度以及对中国版图的贡献等这几点来看，清朝的康熙皇帝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相当杰出的帝王。他的雄才大略，从他对长城的独特见解上就可见一斑。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的五月，驻扎在北京东北古北口的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原因是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没想到，康熙皇帝竟然完全不同意蔡元的主张。他在上谕中说出了自己的理由：“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这段文言文比较容易理解，我就不做过多解释了。私以为，康熙说得真是非常有道理。显然，再筑长城不符合大清的国情和根本利益，也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既然修筑长城劳民伤财，既然长城的物理阻隔已根本无法阻挡真正强悍、真正团结的敌人，既然“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我们为什么要愚蠢而不切实际地因循过去的老办法呢？
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
可是，来自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边患还在。沙俄帝国虽然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而这一条约的签订毫无疑问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但沙俄人骚扰、蚕食乃至吞并我国东北的狼子野心仍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稳定、更团结？这些都是摆在康熙皇帝面前的现实难题。不过，我们不必过分替康熙担忧，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的心中，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个庞大的计划，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成了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和一圈香火缭绕的庙宇，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承德避暑山庄和俗称“外八庙”的周围寺庙。地地道道的园林和寺庙，地地道道的休闲和祈祷，军事与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这不能不说是康熙帝的大本事。
为班禅修建的行宫——须弥福寿之庙
实际上，康熙“软硬兼施”，修起了一座无形的长城。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史称“木兰秋狝”。这一次次“秋狝”绝不仅仅是皇家的休闲娱乐活动，而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每年进行这种演习，不仅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更可以对北方边境，尤其是难以约束的蒙古族人起到震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了长城外的边远地区，离北京就自然比较远，如此众多的朝廷官员要陪同皇帝去秋猎，当然要在沿途建立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也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就是这些行宫中最大、最重要的一座。软的一手就是与北方边疆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能够有与清廷相接触、建立友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要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需要避暑山庄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在这软硬两手的作用下，蒙古各部最终归顺并臣服于大清，大清还开始利用蒙古族这一“塞外雄藩”抵御来自更北方的沙俄，蒙古不仅不再是中原王朝的边患，而且成为了大清王朝抵御沙俄的屏障。此外，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营建还有效地增强了各民族与满清政权的友好交往，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人心凝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其积极意义不容小觑。称避暑山庄为康熙战略设计中的“无形的长城”，显然没有言过其实。
来到山庄正宫午门下，一抬头便看到了门上悬挂的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匾额。这四个汉字写得相当不错，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想必他第一次踏进这个由他亲自谋划、亲自设计的山庄时的步履也一定是这样的。进入避暑山庄，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位于山庄南部、湖泊南岸的宫殿区，它和苑景区共同组成了整个山庄。宫殿区地形平坦，占地10万平方米，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庆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和东宫四组建筑组成。宫殿区建筑布局严谨，多采用青砖灰瓦、原木本色，淡雅庄重，简朴适度，与京城故宫的黄瓦红墙、描金彩绘、堂皇耀目呈明显对照，彰显出清初统治者勤勉治国的决心。
承德避暑山庄湖泊区
苑景区又分为湖区、平原区、山区三大部分。湖区位于山庄东南，面积49.6万平方米，有大小湖泊八处，即西湖、澄湖、如意泅、上湖、下湖、银湖、镜湖及半月湖，统称为塞湖。湖区的风景建筑大多是仿照江南的名胜建造的，如“烟雨楼”是模仿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形状修的，“金山岛”的布局仿自江苏镇江金山。湖中的两个岛分别有两组建筑，一组叫“如意洲”，一组叫“月色江声”。“如意洲”上有假山、凉亭、殿堂、庙宇、水池等建筑，布局巧妙。“月色江声”是由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和几座亭、堂组成。每当月上东山的夜晚，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平静的湖水，景观美不胜收。湖区总体结构以山环水、以水绕岛，布局运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多组建筑巧妙地营构在洲岛、堤岸和水面之中，展示出一片水乡景色。
承德避暑山庄平原区
平原区位于山庄北部，占地60.7万平方米。平原区主要是一片片草地和树林。其中又分为西部草原和东部林地。草原以试马埭为主体，是皇帝举行赛马活动的场地。林地又称万树园，是避暑山庄内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之一。园内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28座。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御幄蒙古包，直径达7丈2尺，是皇帝的临时宫殿，乾隆皇帝就经常在此召见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和外国使节。万树园西侧为中国四大皇家藏书名阁之一的文津阁。另外还有永佑寺、春好轩、宿云檐等建筑群点缀在草原、林地之间。山区位于山庄西北部，占地面积443.5万平方米，约占山庄面积的80%。不同于其它园林中的人工堆砌，这里是在造园时因地制宜圈进的一片莽莽苍苍的真山。整个山区相对高差180米，形成了群峰环绕、沟壑纵横的壮美景致。
永佑寺
总的来说，整个山庄东南多水，西北多山，西高东低，大体上是中国自然地貌的缩影。平原区西部绿草如茵，一派蒙古草原风光；东部古木参天，具有大兴安岭莽莽森林景象。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避暑山庄就是清王朝统一帝国版图的微缩模型。它是中国园林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杰作，绝对堪称“中国地理形貌之缩影”、“中国古典园林之最高范例”。讲到这里，我们亦可以有把握地说，避暑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清初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也完全出自清朝中前期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的强盛！
从康熙初建到乾隆扩建，近90年之久的营建让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形成了现有的规模。避暑山庄——这座意义非凡、面积巨大的离宫别苑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就成为清朝历代皇帝夏季避暑休闲、处理政务的地方。夏秋季节，清朝皇帝率领王公大臣举行“木兰秋狝”的同时，也都会在避暑山庄住上一段时间。时间一长，避暑山庄也就成为了清代仅次于北京的第二政治中心，许多历史大事都发生于此。这其中就包括乾隆年间著名的英国使团访华事件、咸丰皇帝热河避难事件等，甚至嘉庆、咸丰两位清朝皇帝都死于承德避暑山庄。
那么，为什么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捩点之一呢？咸丰帝到承德为什么会是去避难？嘉庆、咸丰两位皇帝又都是怎么死的？在下一期的内容里，我将继续为您拨开重重历史迷雾，分析关于避暑山庄的历史疑案，让我们一起探寻清朝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