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记忆（18）

作者：石岩

1960年4月，我和炮七师政治部主任熊超，带领部队参加沈盘运河的开挖工作，一个月完成任务，然后回部队进行正常训练，我时任炮七师参谋长，我们也进行首长司令部演习，自己根据想定进行演习1-2天。

1960-1962年，全国因大跃进后果加上自然灾害，生活比较困难，部队粮食也减少了一些，但比地方上好得多。师里有两条鱼船打鱼，经常可分给部队一些。师机关也能分一些。粮食煮饭用增量法。我到十九团，当时吃得很饱，但一上山很容易饿。但比地方强得多。粮食还是有保证的，可以保持战斗力，当时我们是值班部队。

有一次我们开师常委会，工兵刘主任在农村帮助工作，来到常委会，他把农村吃的东西带回一包给我们看，很少粮食，基本上是野菜做的团团。我们师在黒龙江省克山县有一个农场，生产大豆，每年每人还可以补助些豆油，地方上每月特供些肉蛋，虽不多但很起作用。我孩子敬新没有牛奶，师仪器侦察营养了羊，就喝羊奶。1962年陈袒邦政委调走，由高炮62师肖良清来接任政委，熊超任副政委，孙康任政治部主任。

七千人大会

1962年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炮七师肖良清政委去参加了。回来后向师常委进行传达。传达得很具体，以后师的干部又去沈阳军区集中传达，并学习文件。传达期间，军区对伙食进行了改善。主要是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并对国民经济进行八字方针调整。调整后，经济有所好转。

师常委会根据军委和军区要求，召开好几次会，对干部稍微有点社会关系问题，进行了离队处理。有些很好的干部是部队尖子，并且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如作战科的参谋冯传中、侦察科科长、20团的作训股长汪岳等还有其他团的干部都处理转业了。研究时，常委都感觉太可惜了。1962年我的军衔由中校晋升为上校，陈袒邦政委由上校晋升为大校。

炮七师有自己的打鱼船，两条有一条坏了。不能出去打鱼，无法修理。肖良清政委当红军时，和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很熟，找郭述申帮助解决了一条鱼船，继续打鱼，对部队补充些鱼，当时很起作用。

1960年经过北京看见二伯父，当时身体很好。但1960年底他就去世了。堂兄石秀夫哥将他去世时留给我的一件皮袍子和蚊帐给我捎来了，留作纪念。因我路过北京讲过准备买一个蚊帐和皮筒子。

1963年夏，调我去宣化炮兵学院学习，离开7师时作了一个鉴定，做得顶好。让我去炮院时交给学院。去炮院时回九江一趟，我妹妹秀瑜知道后也回九江去了。离开九江时秀瑜带母亲和我一起乘船去武汉，一同住武汉军区招待所，并且去长江大桥参观。分开后我乘火车经北京去宣化，秀瑜带母亲乘车去长沙国防科技大学。

到宣化炮院报到后，进行编班。我和各炮兵师的同志们三十多人编为一个班，并且成立党支部，选举我任支部书记。由于我的军衔和职务在班里最高，分配我一人住一个房间，其他同志两人住一个房间。班主任是在职干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于九月初开课。学习生活很正规，有战术、射击课程，还有时事政策课。

学院的干部我都很熟悉，文击是副院长、廖政武、穆兆然在训练部任副部长，原沈阳炮司办公室主任王民和赵金波（原沈阳炮政组织科长）、原炮2团3营副营长王趣东、原26团团长赵庆丰都在炮院工作，还有黄志朋等。

（1965年石岩在大连）

星期天王民请我去吃饭，赵庆丰和李玉清也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正式上课后，有射击课，也是在枪管射击场进行射击讲解也很正规。特别是战术课很好，讲三大战役的伟大决战，讲得很系统，很完整。教员进行了充分准备，江西的五次反围剿也讲得很完整。这些对我来说学到不少东西，在战术理论方面有提高。时事政策课也讲得很好，有不少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战术课还经常去野外讲，宣化风沙大，我还看见过一次龙卷风。

总之，当时学习很有兴趣，学到不少新知识。但不幸的是，十月份我得了风湿症，每到后半夜腰痛一直不能睡觉，到学院卫生所治，打维生素B8封闭、吃药、拔罐、针灸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治不好，每夜都痛，不能睡觉。我学习还不错，给我发了个五好学员奖状。

1963年底放寒假我回到大连，继续设法治疗，用铁沙热敷，但还是痛。1964年春，我去汤岗子矿泉理疗医院进行泥疗86天，稍好了些，但仍未断根，回到大连，就未去炮院学习。因三个月未上课，恐赶不上课程。回七师后参谋长工作由鲍傲担任了，要我做副师长的工作，当时没有任命。

1965年我又去丹东五龙背85疗养院进行了三个月的全身泥疗，这一次治好了，断根了，腰不痛，并且一直不痛了。回想起来，在宣化炮院学习我很感兴趣，与学院和同学关系也很好，如果不得病学习下去就好了，或者忍痛能坚持学习下去也好。

这期间我管后勤，同后勤部长高秀仕去过两次克山农场（一年一次）。根据高秀仕的建议，将克山农场分散的土地与地方上换成整片土地，连在一起成为一大块土地，有一万多亩。拖拉机耕种很方便，每年都收不少大豆，打油并补助部队和干部。部队野营时，我和熊超一起随部队野营并去过连队蹲点。

（石岩2015年在大连）

1965年底，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吴子杰找我谈话，确定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原因是社会关系问题（我五叔在美国）。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感觉自己年富力强，到地方还能干一阵子，当年我45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