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峰

在《神宗皇帝和几位名传千古大臣的光州缘》一文中，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巅峰的北宋神宗朝，神宗皇帝与几位名传千古的大臣，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神宗皇帝的皇后向氏之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或经历，那就是和光州的渊源。

王安石与光州渊源颇深。他南巡时，游历光州城西北的浮光山，并题书“太阳碑”以纪念；还有北宋著名诗人，官至三品龙图阁待制，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的女婿叶涛（1050—1110年），他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潜心辅佐神宗治国理政、不仅深得臣民赞颂，亦深受王安石器重，在被蔡京构陷罢中书舍人后出知光州。《宋史·卷三百五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四》记载：“蔡京劾为党，罢知光州。”《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七》亦记载：“（绍圣四年，即1097年，闰二月）十七日，叶涛可罢中书舍人，依前官知光州，以不草安涛降授资政殿学士诰词也。”王安石曾为其赋长诗《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还有王安石曾言“尝从臣学”有师生之谊的福州福清（今福建）人郑侠，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及第，授职为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熙宁二年（1069年），得王安石推荐，任光州司法参军。《宋史·列传第八十·郑侠传》曰：“光有疑狱，侠谳议傅奏，安石悉如其请。侠感为知己，思欲尽忠。”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力主改革，与保守派苏轼可谓互为政敌。但在对待光州城西北的这座文化之山的态度上，却有着共同的认知。《河南通志》记载，因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苏轼被贬黄州，路经息县渡淮南下时曾游此山，见其优美秀丽，独立挺拔，与周边环境迥异，挥毫写下了“东南第一峰”传于后世。而王安石除了前述“太阳碑”题书，在一首《处士葛君挽辞》诗中，以“楚人黄歇地，晋代葛洪家”的并列，赞誉了光州。

处士葛君挽辞

王安石（宋代）

楚人黄歇地，晋代葛洪家。

特擅山川秀，相承黻冕华。

猗君有清尚，於世不雄夸。

令子能传业，流光未可涯。

“楚人黄歇地”比较容易理解，光州府治就是春申君黄歇的旧宅，黄歇又官拜楚相，这里当然算是楚地了。

顺治《光州志·乡贤》黄歇

“晋代葛洪家”就和王安石题书“太阳碑”的这座浮光山有关了。浮光山又名弋山、濮公山。古志记载，我们光州之名源于浮光山的“光”字，我们弋阳城的名字正是因为位于弋山的南麓，故而得名“弋阳”。浮光山为什么又叫濮公山（仆公山、僕公山）呢？这里有个说法，唐朝时，有一名叫僕僕的道人隐居此山，采药炼丹，悬壶济世，其德行为万民所景仰，后人为纪念他，遂将此山改名为僕公山。后因该山三面环水，“僕”又被习惯地写为“濮”。实际上从语言学角度理解：“濮公山”就是“浮光山”，符合“古无轻唇音”的中古时期语言学现象。简单的说，就是“濮”“浮”在唐代同音，后来才变为两个读音。在今天的闽南及台湾，“濮公山”与“浮光山”的读音还是相同的。就此，台湾及福建多位文史学者都做了证实。

而晋代葛洪（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人，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世称小仙翁。所著《抱朴子》继承和发展了东汉以来的炼丹法术，对之后道教炼丹术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为研究中国炼丹史以及古代化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光州因为有濮公山、濮公山又有僕僕道人，王安石因为是为“葛君”而作诗文，故以“晋代葛洪家”而代称光州了。

熟悉一首诗，了解一句赞美光州的雅文——“楚人黄歇地，晋代葛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