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伶

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简称党史展览馆)，一眼可见毛泽东、朱德以及独臂将军陈波的党证并排陈列在一层大厅的中心展位上。

陈波党证的展位紧挨着毛泽东、朱德党证的展位，这是何等的荣耀！为何如此殊荣？当你得知陈波将军及其党证的传奇故事后，敬佩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波的党证紧挨毛泽东、朱德党证的展位。

经历之奇：入伍两年后，他成了张国焘、徐向前的党支部书记

陈波原名陈汉清，出生在河南省新县饭店街一户贫农家庭。父亲是手推车夫，一家五口，就靠父亲的车脚钱维持生计。陈波10岁那年，母亲病故，欠下一笔债，日子更难熬了。13岁开始，他就进了新县饭店当童工，靠着残汤剩饭糊了三年口。以后，他学裁缝，成了吃千家饭的乡间裁缝。

1929年初春，20岁的陈波在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因为他当过裁缝，组织上就分配他到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留守处的被服厂工作。当年7月的一个漆黑夜晚，被服厂党支部在一棵大树下召开支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秘密阶段举行会议的特定方式：借助夜幕，不准点灯，也不必举手表决，只需喊一声“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就行了。就在这次“黑灯”会议之后，陈波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个月后，他成了鄂豫皖苏区红军1师2团战士。其后两年里，他沿着班长、排长、指导员、副营长之路迅速调任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书记（即参谋）。因为他出身贫苦，作战勇敢，参谋处党支部改选，将他选为党支部书记兼党小组组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都编在他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

荣誉之奇：长征前夕，他被评为优秀党员，领取了党证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正在进行反川军“六路围攻”，战斗相当激烈，加之内部“肃反”扩大化，使部队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为激励广大党员在未来的战斗中殊死拼搏，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发党证。

评选优秀党员，这是党对自己儿女的一次全面审查和政治考核。每一位党员都要在支部会上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简历、作战表现、优点缺点等，再经群众评议，支委会通过，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签发党证。

◆陈波(原名陈汉清)的党证。

陈波是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书记（即参谋），兼任参谋处党支部书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总参谋长曾中生等，都编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除张国焘这个“特殊党员”不参加支部生活，其他几位大人物都以普通党员身份接受了支部的评议。徐向前还是这个支部的宣传委员！虽说他是四方面军总指挥，支部会上照样解答大伙的质疑，听取批评意见。

“那情景好认真哟！”陈波将军坐在他家沙发上，伸平两条强直的残腿，以标准的河南新县口音，十分有趣地对笔者说：“说个笑话吧，支部会上，有人对徐向前提意见说，听说你骂人，要挖屁眼子，可当真？徐向前微微一笑，没吭气。组织委员孙英武便说，有这事，我证明。大伙说，怎么骂的，重复一遍！孙英武说，1931年秋，我们在河南商城县苏家铺围城打援。敌人派飞机来解救，嚣张得很呀！那飞机就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屋顶的瓦片都震响了。徐总指挥下令说，‘用枪打，打下来，剜他屁眼子！’我们只有步枪，一齐朝天上打。果然打下了一架，逮住个飞行员。后来，总指挥让他修飞机，将功赎罪。飞机修好了，我们在飞机上画了个列宁头像，外围加了个红圈圈，这就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架飞机。后来打黄安时用上了。我们怕飞行员使坏，派人上飞机监督，把飞机开进黄安县城上空，撒了许多宣传革命的传单。盘踞城里的敌人从工事里钻出来欢呼。谁也没有想到，飞机上扔下了一颗炸弹。虽说只是仅有的一颗，但在这时候扔下来，威力大极了。共军有飞机了，扔炸弹了，吓得敌人闻风丧胆，哪有心思恋战哟！黄安城很快被我军攻占了。欢庆胜利的时候，我跟徐总指挥开玩笑，问那屁眼子还剜不剜？他说，‘不剜了，犒劳犒劳他！’孙英武把这个过程跟大伙一说，大伙笑个不停，都表示说，没意见了，同意给徐向前同志发党证。”

“给你发党证时，大伙提了啥意见？”笔者问。

“最主要的一条，打下黄安县城后，我又饿又渴，征得参谋主任的同意，进商店喝过一瓶果子露，身上没有钱，没付账，犯纪律了，差点把我打成‘吃喝委员会’成员。终生不忘，做了好几次检查。评议党员时，大伙看我出身好，历史清楚，工作积极，又不识几个字，所以过关了。记得那次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清同志出身贫苦，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司令部机关党务委员会把材料报到了方面军总政治部，张琴秋主任说：‘是这样，我批准啦！’就这样，我们支部的3名支委及其他几名党员，外加特殊党员张国焘，首批领到了党证，约占支部总数的60%。”

陈波领取党证后，利用裁缝专长，缝制了一只小皮囊，别在自己腰带上贴身携带，专置党证以及用作党费的那点铜钱。

险夷之奇：试爆滚雷，全身负伤，血染党证。从此，他带着一只胳膊和两条强直的残腿走向新的征程

抗日战争期间，陈波任八路军太行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副团长。战斗激烈而频繁，物质生活艰苦自不必说，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这是大伙最为揪心的大事。巧得很，有次对日作战，某团在太行山下捣毁了一个反动民团，发现了民团的修械所，里头有几台车床和翻砂设备。这可是会下蛋的“母鸡”呀！官兵们人背车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笨家伙移进了山洞，这就是太行山上我军唯一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的由来。其设备，可以生产手榴弹，可惜缺乏钢铁。

得到上级批准后，陈波带着一个连，太阳偏西下了山，一路东行，深夜钻到赞皇至元氏的铁路上，卸下了一根铁轨。接着，掩护的，抬轨的，密切协同，迅速后撤。他们沿着一条小河，跑了一个晚上，将铁轨抬进了我军控制区内。停下来填饱肚子，继续朝回跑。又是一个上午，才将这根铁轨抬进了黄崖洞。这就奠定了日后军械生产的基础，也为我军获取“铁源”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其后，从鬼子手里抢铁便成了特务团的家常便饭。

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形势蒸蒸日上，它生产的炸弹除了太行山区自给，还能调拨一部分支援延安。1940年底，陈波带着一个连，从这里向延安送去了一批炸弹，顺便护送左权夫人刘志兰、龚澎、欧阳毅夫妇以及民主人士杰出代表李公朴等去延安。他们夜行昼宿，与鬼子机智周旋，路上走了3个多月。

当他完成任务后回来，太行山区反“扫荡”刚刚结束。黄崖洞兵工厂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连手榴弹都生产不出来，只能勉强生产一些滚雷。

由于生产设备太差，滚雷不合格。如何用它投入战斗，需要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

1941年3月的一天，八路军前总特务团的同志们在和煦的阳光下，以连为单位，来到一片开阔地上。副团长陈波向大家讲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开始做示范了。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然后，独自抱起一只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上走去。

团长欧致富（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拦住说：“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

陈波说：“你是一团之长，下次再说吧！”

待大家进入安全地段后，陈波一个人从容不迫地走向坡顶，下蹲、隐蔽、按雷、擦火，“嘣”的一声，不合格的滚雷一触即发了。顷刻之间，硝烟弥漫，陈波倒在了血泊里。当剧烈的疼痛把他从昏迷中唤醒时，他已经躺在辽县羊角村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台上。

◆黄崖洞兵工厂年产武器弹药可装备16个团。抗战期间我军炮弹总产量的35%，步枪总产量的45%都出自这里。

经过奋力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但仅剩一条胳臂一只手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

做完手术后醒来，他用仅有的那只右手摸到裤带上，发现缺少了什么，便焦急地问道：“小皮囊呢？”

护士摇摇头，表示不明其意。

陈波解释说，“火柴盒大小，裤带上的……”

护士立刻将那堆血衣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小皮囊，从中掏出了他的党证。这才发现，党证已被鲜血尽染。

光荣的标记呀！从他领取党证到血染党证，党证跟着他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崎岖漫长的长征。以后又跟着他转战甘南、宁夏、山西。多少次，行军作战，汗水把党证浸透；多少回，沿途的奇寒又将党证上的汗水凝成冰凌。穿越鬼子封锁线，为防备落入敌人之手而暴露身份，许多人把党证销毁了，陈波一直带在身边。这次血染党证，再度见证了这位优秀党员忠贞于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

炼狱之奇：忍着常人难忍的苦痛，他将疗伤过程变成提高军事和文化素质的极好课堂

出院之后，他再也不能跟大伙一块去虎口夺铁了。苦痛的折磨，行动之不便，给他的壮丽人生披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每每移动一步，他得借助拐杖的支撑和腰部的力量而扭转臀部，才能带动下肢，圆规似地画着圈儿交替前行。就连这点功能，也还是他在炼狱生涯的刻苦锻炼中获得的。

虽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了，但陈波并不气馁，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于是，他借养伤期间拿起笔来学习文化。

“小小笔杆千斤重，祖祖辈辈拿不动。”他没有进过学校门，参军前连个名字都不会写。他原名陈汉清，那时候，“汉”字没有简化，笔划多，那颤抖的笔常把它写成黑疤疤。参军的第二年，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发展党员，支书必须签名。为了避开那个难写的“汉”字，就改名叫陈波。这次养伤成了他学习文化的极好时机。一本《论持久战》，既是政治和军事的教科书，又是文化读本。没有左手，他用木尺压平书本，照样阅读和书写。他的老师就是医院的护士、医生。半年后，这位学员“毕业”了，一跃成了一所荣誉军人学校的校长。从此，他领着30多名缺臂少腿的战友在河北省内丘县的小山村园枣会练文习武，养伤治病。那歌声、琴声、读书声、劈刺声，时时都在向人们报告：他们身残志坚。在这个学校里，陈波摸索了生活自理的经验，还学会了爬山、骑马和单臂射击。

1944年春，随着日军进攻的日益加剧，河北省内丘县的园枣会荣军学校有被吞食的危险。党中央为保存一批干部，命令陈波等3名团级干部回延安养伤。那两个，每人只有一条腿，3个人加起来，只有两条好腿、两条残腿。路上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没有部队护送，穿军装目标大，只好头扎白毛巾，化装成老百姓，昼夜伺机行进。每人一匹毛驴当骑乘，所携衣物、用品，与普通百姓毫无差异。所不同的是，陈波身上有方党证，到了鬼子手里，那会累及脑袋的。是不是把它处理掉？陈波说：“没必要。我们身上的伤，就是八路军、共产党的标记，有没有党证都一样。揣着党证走吧，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

凭着他们的机智和勇敢，3位伤残老红军终于平安地回到延安，以实际行动交上了炼狱归来的一份答卷。

面对这份答卷，延安老战友感到十分震惊，他们说：“那么多鬼子围追堵截，竟然让3个缺胳膊少腿的伤残人钻了空子，实在是奇迹！”

坚毅之奇：不需别人“侍候”，千里迢迢到沈阳，只身虎穴当“林冲”

《水浒》里的禁军教头林冲曾经当过仓库保管员。陈波也有过只身一人当“林冲”的类似经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夺取东北的抗战果实，利用美国的军舰，从海上向东北大肆增兵，这就是毛泽东所指的“摘桃”派。共产党的政策则是针锋相对，当仁不让。为此，延安组织了以林枫为团长的“赴东北工作干部团”，简称“东干团”，马不停蹄地向东北奔驰。陈波看到了东北的紧张形势，便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请，要求去东北，参加“东干团”。

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就凭你这一只胳膊两条残腿？别添麻烦啦！”

“添麻烦？”陈波把手枪朝桌子上一拍，说：“要是生活不能自理，我就赖在阎王殿里不回来了！”

领导似乎在故意考验他，指着门前的那匹烈性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批准你。”

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身子前倾，再向上一蹿，稍一转身，那两条不能弯曲的双腿便钳子似地夹住了马背，进而朝下轻轻一压，那马便撂开四蹄飞奔起来，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

就这样，中央组织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使他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

陈波急急忙忙地骑着毛驴从延安奔向同蒲线，进而甩掉毛驴，爬上了同蒲铁路的运煤车，后又几经辗转到沈阳，与先期而至的“东干团”取得了联系。

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一个人接收了日军的一座军用仓库。那些时日，他昼夜守卫，子弹上膛，枪不离身。既防火，又防盗，更防备国民党军队来抢劫。当时，蒋介石利用国共东北会谈做烟幕，仍在向东北运送大批军队，妄图抢夺胜利果实。我军亦紧急调兵，北上奉陪。当仓促赶来的359旅官兵正在为棉衣和枪支弹药发愁时，陈波挥动着仅剩的那只拳头，风趣地说：“我是看守仓库的林冲，我这儿应有尽有，快来拿吧！”

后来，中共军队撤出了沈阳。就在陈波守护仓库的那几天内，我军官兵不仅从库中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也从这位身残志坚的老红军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和鞭策。

激战之奇：抗战胜利后，他还打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

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日军“无条件投降”之日，并非抗日战争结束之时。通化的“二·三事件”才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陈波就是粉碎“二·三事件”的主要将领之一。

1946年1月底，我军在侦破一件刑事案件中获悉，日军投降时，在通化地区潜伏了一批日本特务，这些顽固分子不甘心失败，一直在伺机而动。他们已经勾结了两万多名日军投降人员和国民党地下党部，准备在2月3日深夜举行武装暴动，暗号是：电灯3灭3亮。

◆陈波在办公（1946年）。

时任东北军区后方司令部参谋长的陈波获此情报之后，立即与吴溉之政委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做好了应对事变的一切准备工作。

2月3日这一天，正值大年三十。大约黎明前夕，电灯果然熄灭了3次，通化市随即出现了喊叫声和密集的枪声。好几万匪徒从各个角落里聚集起来，向我军机关办公楼发起了进攻。陈波坐在办公室里，按预定方案指挥还击，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很快打掉了敌人的气焰，迫使他们龟缩在通化市公安局的办公楼上负隅顽抗。

敌人的火力很密集，为避免血的代价，陈波从我军刚组建的通化炮校调来唯一的一门迫击炮，用仅有的3发炮弹，捣毁了敌人最后的据点。几经搜索，活捉了这次叛乱的总指挥日本师团长藤田。

这年大年初一，一向不爱记日记的陈波，竟在节日的鞭炮声中写下了这么几句：“没想到啊，鬼子投降后，我还打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这一仗打得好，它告诉我们，胜利后更要警惕！”

奇中之奇：“文革”中揪“假党员”，“揪出”了党证背后的一串故事

1948年，我国成立了第一支铁路公安总队——东北铁路公安总队，陈波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这就是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乃至后来出现的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和雏形。为保卫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以及护送毛泽东秘密出国访苏等，陈波和他的战友们立下了汗马功劳。

◆独臂将军陈波。

全国大陆解放之后，陈波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后勤部政委、第二炮兵后勤部政委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文化大革命”中，陈波透过那无休无止的“大树特树”，看到一种毒菌正在侵害党的肌体，就在一次政治报告中说：“同志们注意呀！万岁喊得响的，不一定真正忠于，真正的忠诚只属于那些埋头苦干的人们。”这些话成了他“恶毒攻击”的罪行，他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假党员”，关押、批斗，受尽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

女儿陈红、长子陈铁生辩白说：“爸爸是假党员？他有党证呀！”

专案人员慌了，连忙询问：“党证在哪里？”

这就扯出了陈波的老伴滕展苏。她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党员。16岁那年，她与本乡同学王韵雪（后嫁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王梅芳姐妹，一块从苏南金坛县出发，奔波千里到西安，决心上延安。没有去延安的汽车，三位姑娘携着行李在漫天风雪中步行北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很受感动，设法让她们坐上了卡车。到了延安，她成了我中央机要局情报部的译电员。解放后转业，任北京焦化厂党委书记。

陈波被关押之后，她立刻意识到会被牵连，抄家也在所难免，保存党证就成了一场特殊的战斗。她想起陈波当年是把党证缝在裤带里通过敌占区的，于是受到启迪：“我把它缝在内衣里不是很好吗？”

就在她藏好党证后的第三天，她果然被关进了本厂的隔离室。整个一个夏季，她整天铲煤、推焦炭，内衣里的党证染上了新的汗痕。

◆陈波和老伴滕展苏。

一年之后，二炮派人来取党证，滕展苏从那包了又包的塑料袋里取出党证，交给了党组织。

这方党证四寸见方，白布黑字，平平展展。那片片汗渍，早已使漂白布变黄。斑斑血迹，又使黄中呈褐。尽管它经历了数十年的磨砺，但那上头的列宁、斯大林石印头像和表格，以及书写的文字，皆清晰可辨。虽说质朴无华，却像金子一样熠熠闪光。又像一面镜子，映照着这位老红军战士的坎坷历程，记载着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经过当事人的鉴定，这是红四方面军保留至今而绝无仅有的一方党证。又经一番内查外调，证明陈波的历史是红色的、闪光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解除隔离后，组织上把党证还给了他。陈波接过党证，用颤抖的手摸了又摸，似战友重逢，胜知音邂逅。就在这次退还党证的谈话中，他将扣发的1200元工资交作党费，那是当时一位团级干部一年的薪金呀！

◆本文作者李伶(左)将导弹模型献给陈波将军。

他还提到了住房问题。他说：“每次批判，我都认真听，尽管许多是捏造和中伤，但有一点，我是应该注意的，说我脱离群众，这是事实。群众住房一直很紧张，我作为后勤部政委，没有很好地去解决他们的困难，自己却住进了四合院，虽然是组织上分配的，也不违反规定，但冷静想一想，我是有愧的，再也不进那个将军院了。请重新给我分配住房吧！”

当时，部队机关大院里，只有3间一套的住房，管理部门的同志说：“您这样的老干部哪能住这样标准的房子？！”陈波斩钉截铁地回答：“只要和群众在一起，一间也行！”就这样，他在一般干部的住房里安了家。十多年后，群众居住条件改善了，他也得到了改善，但仍然跟普通干部一起，搬进了新建的一座16层塔楼里。他住7层，我住5层，同乘一部电梯，交往非常方便。

2006年12月20日，陈波将军99岁大寿，特地把曾为他开车的司机和理发员等，加上我这个宣传其党证第一人请去同贺。任何礼品他均不收，只收了我的献礼：一枚由二炮画家杨奕设计的导弹模型。面对这个导弹模型，他激动地提议道：“为我军强大干杯！”

2009年12月9日，因医治无效，陈波将军离开了人间，享年101岁。这是我军首批授衔的13个伤残将军(独臂、残腿、独眼)中最后一个辞世者。

◆2010年6月，陈波儿子陈铁军(左三)、儿媳王红军(左四)将父亲陈波的党证献给鄂豫皖首府革命博物馆副馆长花玲(左二)、彭惠(左五)及文物保管员李积菊(左一)。

应陈波将军治丧办公室及其家人之邀，我给追悼会会场敬献了一副挽联：

血染党证身残志坚万里征战立奇功，廉洁奉公堪称楷模将军风范照后人。

横批：军旗作证。

2010年6月，陈波儿子陈铁生、儿媳王红军将父亲的党证献给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陈波的党证从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移进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与毛泽东、朱德的党证并排展览，成了中共红色基因宝库中永放光芒的一件稀世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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