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泰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影像
周长喜与卢嘉川，是康泰(1927-1985)分别在《渡江侦察记》(1954)和《青春之歌》(1959)两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
观众以角色的名字称呼演员，这是对于演员的一种褒奖，也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而演员索性改用角色的名字，却是比较少见的。
而康泰的名字，就是从他扮演的角色那里借用过来的。
康泰在电影《红日》(1963)中的影像
1946年，他在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中扮演了一个不得志的演员，角色名叫康泰。由于演出成功，受到观众的好评，以致常常有人叫他康泰。
康泰，叫起来简单，听起来响亮，既然观众喜欢，就用它来作为艺名吧，于是刘秉璋便改名康泰，一直沿用下来，从此，康泰的名字，就不断地出现在电影的片头字幕上……
电影《江南春晓》(1950)剧照，右二康泰，右三魏鹤龄
【为演好周长喜，到部队体验了一个月】
1944年，在华北影艺学院受过专业训练的康泰，曾经先后参加过《雷雨》、《日出》、《原野》等话剧的演出。
1947年，经导演岳枫(1910-1999)介绍进入上海国泰电影公司之后，又先后参加了《多刺的玫瑰》、《钗头凤》、《红楼二尤》、《婚姻大事》等影片的拍摄。
康泰在电影《渡江侦察记》(1954)中的影像
1952年，康泰随国泰影业公司进入全上海八家私营公司联营的“联影”。
同年，被借到长影协助译制外国影片。曾参加《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1944)等影片的配音工作。
1953年，“联影”与“上影”合并。从此，康泰正式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康泰在电影《渡江侦察记》(1954)中的影像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很幸运的的受到导演汤晓丹(1910-2012)的邀请，通过试镜后决定让他扮演《渡江侦察记》中解放军侦察员周长喜。
这是他第一次扮演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
为创造渡江战役中侦察兵的形象，康泰和《渡江侦察记》摄制组的同事们一起，来到舟山驻军的一个侦察连体验生活。
左起：康泰、中叔皇、孙道临在电影《渡江侦察记》(1954)中的影像
演员当兵，是为了演兵。演兵，首先需要象兵。
因此，康泰到了连队之后，就虚心地向战士学习，和他们一起，站岗、放哨、投弹、打靶、刺杀、格斗。
概括起来，就是向战士们学习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本领。
在这充满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部队里，康泰亲身感受到部队的温暖、战友之间的情谊。
康泰和孙道临在电影《渡江侦察记》(1954)中的影像
有件小事，在康泰的记忆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次，康泰执勤归来，发现自己换下来的衣服，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自已的床铺上。
是谁洗的呢，这倒是无须细问的。从同班战友的话语里，以及他们的神态中，康泰得知衣服是班长洗的。
康泰在电影《渡江侦察记》(1954)中的影像
在当时部队里，这本是极其平常的事，正是这类常见的生活小事，引起了康泰的深深思索。
别看战士们都是那样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但他们都有一颗火红的心，一腔炽烈的感情。
在他们的心里，装着战友，装着祖国和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献出生命，有这样的战士组成的战斗集体，还有什么险关攻不破，还有什么敌人打不垮呢。
康泰在电影《渡江侦察记》(1954)中的影像
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爬滚打、观察体验，不仅在动作和气质上缩短了与角色的距离，在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方面，也进一步接近了角色。
由于康泰仔细观察了战士们的行为动作，细心体察了战士们的思想感情，才能在影片中创造出侦察员、汽车司机周长喜这一丰满的艺术形象来。
在周长喜身中数弹，决心付出“我”的代价去换取胜利的时候，康泰赋予角色的，是以战士的特有镇定，催促连长下车，自己只身驾驶汽车，向敌人冲去。
康泰在电影《渡江侦察记》(1954)中的影像
康泰认为对于周长喜这一行动，显示出一种精神力量，在特定情况下，它往往超越常人的想象，创造出常人难以做到的奇迹来。
由此可知，若是演员没有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是难能拍下这组震撼人们心弦的镜头来的。
康泰和谢芳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演好卢嘉川，是要告诉观众胜利来之不易】
1958年12月，北影导演崔嵬(1912-1979)来到上海，邀请康泰在他执导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春之歌》中担任一个角色。
康泰与崔嵬，在《海魂》(1958)一片中一起拍过戏，创作上，他们是相互了解和信赖的。对于崔嵬的邀请，康泰也无须作什么考虑，便立即答应下来。
电影《海魂》(1958)外景地，左起：康泰、赵丹、崔嵬、高博
当康泰一口气读完《青春之歌》的剧本后，就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角色卢嘉川。
当时，康泰三十出头，与角色的年龄、气质大致相近，确是扮演卢嘉川的理想演员。
要知道那些非常有魄力的电影导演，是非常坚信自己的眼力的。
左起：葛存壮、康泰、谢芳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在崔嵬的导演工作手册上，兴许在卢嘉川和康泰这两个名字中间，早已划上等号了，要不，怎么在第一次见面时，崔嵬就已向康泰“说戏”了呢。
崔嵬要求康泰，在创作过程中，不要过多注意人物外在的潇洒与英俊方面的描绘，要着重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这对康泰如何熟悉人物的主要经历，如何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如何掌握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有很大的帮助。
康泰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1959年5月1日，康泰和谢芳作为北影《青春之歌》摄制组的代表，应邀参加国际劳动节的观礼。
此时，正值影片拍摄之中，应该说康泰是带着自己与角色卢嘉川的双重感情，来到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的。
当年，革命前辈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冒着刺刀的威胁，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在天安门前。
康泰和谢芳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今天，人们高举红旗，高唱战歌，行进在广场之上。这一壮丽的情景，正是卢嘉川所向往并为之奋斗的。
由此，对角色的理解，也就更进了一步。康泰要通过自己的角色告诉观众，革命的胜利果实，是来之不易的。
影片中的内容，以及对于卢嘉川这样的人物，康泰也并不是非常陌生的。
康泰和秦怡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康泰生在北京，学生时代穿过长袍，也参加过当时学生的请愿、游行等活动。
这些生活，对于康泰进一步了解角色无疑是有益的，而要十分准确地塑造一个电影艺术形象，还是非常不够的。
为了解1930年代的社会生活，以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实质，康泰仔细地阅读了《红旗飘飘》和《革命烈士诗抄》中的有关篇章。
康泰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从烈士的诗句中，康泰不仅找到了“审讯”一场戏的内在依据，也找到了人物的巨大精神力量。
后来在拍摄中导演崔嵬接受了康泰的建议，将“就义”一场戏的处理，改为卢嘉川中弹之后，猛然转过身来，举起双臂激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康泰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按照康泰的体会，演员结束了自已的一次创作任务之后，就如同和一个好朋友分手一样，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呵。
就在影片上映以后的长长岁月中，有多少次，康泰记起了卢嘉川，又有多少次，卢嘉川又闯进了康泰的生活，且不说观众们把康泰和卢嘉川连在一起——
康泰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就连扮演林道静的谢芳，在事隔二十年之后，与康泰合演《第二次握手》(1980)时，还仍以《青春之歌》中的人物关系，将康泰称为“卢兄”。
对于林道静来说，“卢兄”是堪为自己“师表”的。而演员成功地创造了角色，不只是影响着观众，同时也是影响着自己的。
康泰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形象
【拍摄《李时珍》，和赵丹建立起师生关系】
为了不断地积累生活经验，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康泰非常注意向同行学习，尤其向同行中的前辈艺术家学习，在康泰的心目中，赵丹(1915-1980)就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康泰曾经说，自己小时候就非常崇拜赵丹。当时的崇拜，其实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对一个名演员的喜欢罢了。
《大众电影》1957年第11期封面，《李时珍》(1956)剧照，康泰和赵丹
康泰喜欢赵丹在《马路天使》(1937)、《乌鸦与麻雀》(1949)等影片中扮演的角色，而认真地学习赵丹，则是在《李时珍》(1956)摄制组的日子里。
1955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传记影片《李时珍》，反映了我国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进行科学考查的故事。
康泰和赵丹在电影《李时珍》(1956)中的影像
赵丹扮演李时珍，康泰扮演李时珍的学生庞宪，摄制组成立之后，演职员全部集中，赵丹问康泰：“你对戏里的人物关系意见如何？”
康泰回答说：“戏里，你是我的老师，生活里，你也是我的老师。”赵丹听后，十分高兴。真是一语通灵，就这样，师生关系便一下子建立起来了。
康泰和赵丹在电影《李时珍》(1956)中的影像
赵丹看到康泰如此诚恳地拜师学艺，自然打从心底喜欢，于是就从那一天起，赵丹走到哪里，就把康泰带到哪里。
从那一天开始，康泰也时时跟着赵丹，亦步亦趋，形影不离。
在拍摄外景戏的间隙，赵丹有时兴之所至，要挥笔作画，康泰便为之拂纸磨墨。
康泰和赵丹在电影《李时珍》(1956)中的影像
在《李时珍》摄制组，康泰亲眼目睹了戏里的李时珍，为寻找药源，遍尝百草，辨别苦辛，表现了这位医药学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更看到了生活里的赵丹，为刻意求新，泼墨挥洒，笔走龙蛇，倾注了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无比深情。
在赵丹的笔下，绘下了黄山的奇景，天目山的雄姿，富春江的倩影，也绘下了两颗尊师爱徒的心。
康泰和赵丹在电影《李时珍》(1956)中的影像
为在戏中准确地表现庞宪对于李时珍的特殊尊重心情，康泰总是在赵丹化装之后，沏上一杯西湖龙井，放在他的手边，自己既恭且让，候在一旁，有时，老师会随口提些问题，考考学生，若稍有迟疑，老师便会当众“训徒”，在场的人愈多，训得则愈甚。
康泰和赵丹在电影《李时珍》(1956)中的影像
开始，康泰也常常弄不清楚是戏里的事还是生活中的事。
久了，才慢慢领悟到，赵丹进入角色之后，戏里的内容是常常在生活中出现的。
康泰后来回忆说，他总是把戏想得很深，很透，以此调动我的感情，使我进入人物的规定情景。
康泰(右)和赵丹(左)在电影《海魂》(1958)中的影像
赵丹对康泰也是关爱有加，两人之后还在电影《海魂》中有过合作；而由赵丹导演的巡回话剧《雷雨》中，也让康泰扮演周冲。
【拍摄《苦难的心》，特意为宋晓英买巧克力】
在拍摄《李时珍》的日子里，康泰向赵丹学到了如何在人物关系上激发演员发自内心的情感。
图为：1962年上影剧团在青岛演出话剧《雷雨》，该剧导演赵丹与剧组演员舒适(饰周朴园)、王丹凤(饰四凤)、沙莉(饰鲁妈)、夏天(饰鲁贵)、康泰(饰周萍)
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康泰又多次运用了这一经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他接受主演《苦难的心》(1979)的任务后，先到赵丹的家里。
赵丹说：“你要切记，不要穷作戏。”在准备角色和整个拍摄过程中，他一直牢记着这句话。
康泰在电影《苦难的心》(1979)中的影像
在拍摄《苦难的心》时，康泰扮演父亲罗秉真，宋晓英扮演女儿，当时，宋晓英很瘦，康泰有时特意为她买点巧克力，叮嘱女儿“长胖了才好拍戏”。
康泰塑造的胸科医生罗秉真这个人物，是从生活中来的，也就得到观众的喜爱。
康泰和宋晓英在电影《苦难的心》(1979)中的影像
为了这个角色，康泰多次到上海市中山医院和长春市第三人民医院，穿上白大褂，走进手术室，观看主任医生和他的助手们为病人进行心脏瓣膜手术的全部过程。
康泰在医院的生活，加深了他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理解；同行的遭遇，又丰富了康泰对于人物行为动作的设计。
康泰在电影《苦难的心》(1979)中的影像
1980年，康泰随《第二次握手》摄制组到哈尔滨拍戏，一天晚上，他在一家影院看了《苦难的心》，散场途中，被身后一位骑自行车的观众发现，这位观众赶到康泰身边，带着看片后的愉悦口气，非常激动地对康泰说，“你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人物，谢谢你！”
康泰在电影《苦难的心》(1979)中的影像
说罢，挥手而去，消失在熙熙攘攘的观众里，纷纷扬扬的雪夜中……还有什么能比演员听到观众的赞许更幸福的呢。
兴许这位观众可能与罗秉真有着同样的遭遇。
不过，一个成功的银幕形象，它是可以打动许许多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观众之心的。
康泰在电影《摩雅傣》(1961)中的影像
【喜欢唱歌，妻子很少露面形象成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电影演员剧团便逐步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
这就是根据制片生产的特点，利用拍摄影片的间隙，把一时尚未上戏的演员组织起来，排练一些短小精悍的节目，赴工厂、农村、车站、码头演出，既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也为演员提供了艺术实践的机会。
康泰在电影《海魂》(1958)中的影像
康泰的歌声，就是在这些演出中日益为观众所熟悉，所喜爱的。
在康泰心里的那份“歌单”上，既有革命歌曲，也有民间歌曲，既有电影插曲，也有抒情歌曲。
“严冬”过后，康泰走上上海街头宣传新时期总任务.
而他最拿手的，还是那首《克拉玛依之歌》，无论是在送戏上门的巡回演出，还是应邀参加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的联欢，康泰都少不了要唱《克拉玛依之歌》。
纵观康泰在二十多部影片中塑造的艺术形象，知识分子类型的居多。但是，他却能把这同一类型的人物塑造得各有性格，互不雷同。
康泰在电影《第二个春天》(1975)中的影像
对于反面人物的塑造，他也力求从生活出发，表现得真实。
他认为，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往往都有他们自以为是正确的信念，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对的。
没有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也没有毫无正面因素的反面人物。
康泰和仲星火在电影《凤凰之歌》(1957)中的影像
一个人物究竟属于哪个方面应该取决于他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倾向，演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多方面的复杂性中表现他们的这一倾向，然后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
此外，艺术创作的目的主要还不在于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什么人物”，而在于让人们思索“他为什么成了这样一个天物”，从而达到作品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
康泰在电影《红日》(1963)中的影像
上海译制片厂导演孙渝烽曾撰文：“康泰夫人陈美兰是女大学生，游泳、跳水非常出色.....陈美兰出身资本家家庭，当时每月的零花钱比康泰的工资还要高。当他们有了一双儿女后，生活压力是很大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康泰在电影《摩雅傣》(1961)中的影像
“记得张瑞芳(1918-2012 )当年就对康泰说过：‘你喜欢她、爱她，就应该对她负有责任。’康泰也千方百计使家庭和睦，在这方面的操劳也的确费了不少心血，所以最后康泰突发心肌梗死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康泰和张瑞芳
康泰1985年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公寓》(1985)时，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在广州病世，年仅58岁。
由于陈美兰是圈外人，和康泰的同行打交道很少，故他的离世，也让康泰夫人的形象成了一个谜。
康泰在电影《青春之歌》(1959)中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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