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郑州发布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的事件“的调查处理通告。整份通告看下来，虽然觉得内容荒谬，但也没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从被曝出开始，整个事件的走向就已经能一眼望到头了。

甚至可以说，从健康码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当然，这不是健康码的责任，也不是因为通告中的所说的官员“法治意识、规矩意识淡薄”，而是无限膨胀的公权力所致。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公权力都是一头巨兽，一头由人们让渡并赋予个人权利所养成的贪婪巨兽，虽然是为了服务与保护个人而存在，但一不小心就会失控反噬，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因此，必须有一套十分健全且可靠的机制来限制公权力的膨胀，把巨兽关在笼子里，否则，后果便是个人权利的无限丧失。

但遗憾的是，在集体主义的中国，这种机制显然是相当缺乏与不完善的。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历史原因。中国自古便是公权力主导一切，生活在皇权中的人们从未体会过个人权利的滋味，虽说华夏道统得以长久延续，但也因此，我们从来便没有限制权力的传统，也没有权利意识的观念，而这些特点在新旧交替的时候被很大程度地继承了下来。

也就是说，公权力并不是从某个时刻开始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的，而是自始至终都如笼子外的巨兽一样，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虽然近现代中国也受到过几次新思想的冲击，但并没有扭转这种倒置的关系。

当然，限制公权力除了历史传统以外，也要有群体需求，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相当缺乏的。

对于很多人而言，现代与文明其实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他们不明白人民与国家、与政府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更不了解个体的权利所在。

加上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主义的喧嚣，在宏大叙事下，人们的思想反而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极端，大家长制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这从大行其道的所谓“吃饭砸碗论”“感恩论”“优越论”“代价论”中便可见一斑。

不过，这里有一个道德悖论，如果公权力是大家长，那么它在行使权力的同时还应该是自主的、无私的，但纳税这个行为显然违背了自主与无私的特点。

因此，更通俗的描述应当是雇佣关系，公民是老板，而公权力则是雇员，为所有人服务。

那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揭开现代国家的外衣，中国社会的内里其实还是传统的官民关系。而受集体主义影响，本就微末的个人权利与淡薄的权利意识在这种关系下，更加不受保障与重视。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中国人不看重权利，准确而言，我们不看重的是与切身利益、眼前利益无关的权利。

比如他人的权利。

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一再强调，莫要多管闲事。而这一信奉所带来的便是冷漠与侥幸，谁都不相信同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大家就像被野兽袭击的牛群般，前一秒眼看着同伴被猎杀，后一秒就又悠闲的低头啃草了。也正是这一特点，使得野兽敢于攻击数量与体型都远超自己的对手。

但我们不是牛群，我们应该明白，大家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人权利的丧失即自己权利的丧失。在失去红绿灯的马路上，没被撞死不是汽车长眼睛，只是运气好。

再比如远处的权利。

也就是长远的并不明显或立刻损害到自身的“无关痛痒”的权利。对于这种权利，我们不仅不以为意，还觉得为此担忧的人是矫情，是“心里有鬼”，如果隐私权的牺牲可以换来便利，甚至会非常乐意的主动出让。

结果不必多说，河南的储户们便是活生生的例子。我想他们在被赋红码、限制人身自由、与公权力产生冲突之前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本就相对自由的公权力有了野蛮生长的土壤，而尝到了甜头的巨兽哪有回笼的道理。于是，为了持久的享受好处与便利，公权力非但不会主动去保护个人权利，反而会去侵犯个人权利，并阻碍权利意识的形成、打压可能破坏既有权力关系的个体。

这在本质上不是公权力的滥用，而是一种符合权力逻辑的自洽的行为，这种行为继而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而如今，权力的身影几乎已经随处可见了。

为什么会有铁链女？

为什么该事件中媒体噤若寒蝉？

为什么小红楼能存在二十多年？

为什么唐山事件中的黑恶势力能如此猖狂？

为什么对被打女子的现状语焉不详？

为什么河南储户会被赋红码？

...

答案显而易见。

就连为人所憎恨的资本，如果不跟权力挂钩，又怎能肆意剥削呢。

有人可能会说，权利这种东西不是谁赋予的，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自己争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

确实，这种说法没问题，但遗憾的是，“合法”争取权利的途径其实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关闭的，要么不可操作，要么没有实际意义。

这从日益增多的网络实名举报便能看出来，很多人正是因为寻找不到哪怕一条能真正维权的道路，才迫不得已诉诸舆论。

而在表象之下，还有多少人的合法权利已经被公权力侵害或正在被侵害呢？又有多少人不自知？多少人忍气吞声呢？

我想还有很多很多。

重获自由的野兽是很难再关回笼子的，更何况它还从未被笼子束缚过。而一旦公权力获得了自由，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失去自由。